谋深致远 尽瘁为民

1948年4月22日的延安《群众日报》,刊印了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深入绥德分区专署检查生产救灾工作后在一次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题目是《领导者应掌握主动》。细细读来,林伯渠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执着的为民情怀跃然纸上。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把握全局的领导者,真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班开班式上所要求的那样“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林伯渠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启示。     

"一带一路"与中非合作: 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

2018年9月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非合作进入精准对接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非合作不断走向全方位、宽领域和纵深化的新局面,合作内容从过去的聚焦"五通"拓展到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及健康卫生、和平安全等更多惠民新领域。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不断走深走实助力非洲的减贫和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为提升新时代南南合作水平及推动国际对非合作发挥了有力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党对生产力科技创新的认识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小生产和传统文化观念中缺少对科技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克服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历史局限。中国共产党是要帮助中国人民发展生产力的党。只有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变手工生产为机器生产,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才能发展起来。     

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廉庄镇:强化“五个一” 防疫复工“两不误”

宁河区廉庄镇强化“五个一”措施,打出一套防控疫情、保障发展的“组合拳”,做到疫情防控不松、车间生产不停,确保防疫复工“两不误”。截至2月26日,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达到100%;到2月底,工业企业全部复工,应复尽复。     

“一带一路”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国际合作路径分析

跨境旅游是我国与"一带一路"国家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新经济增长点。跨境游客作为核心要素,其权益保障是跨境旅游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语言障碍、停留时间有限等因素,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存在诸多行政与司法困境。"一带一路"国家间应开展跨境游客保护国际协同与合作。从建立跨境旅游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多语种跨境旅游联合投诉、构建跨境旅游纠纷联合调解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开展跨境旅游纠纷在线解决、开展紧急情况联合救援合作保障跨境游客人身安全等具体路径,全方位构建一套完整的跨境游客权益保护合作机制,作为"一带一路"跨境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法治保障。     

识法代言人

沈阳于洪:“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创新探索了“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新模式,提升服务保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聚焦司法监督,助力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开辟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完善案件办理机制,快速受理、优先办理民营企业的申诉、举报和控告。对于涉民营企业的轻微刑事案件,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快办快结。建立健全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全流程跟踪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全力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校企合作模式下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近些年,国内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对校企合作这种新型方式进行了广泛且合理的运用。针对目前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合作模式停留在初浅层次、实习学生知识技能水平和价值取向离企业要求差距大、有经验的"双师型"教师短缺、人才培养的课程设置不健全等问题。文章提出校企合作三方角色定位要准确、专业课程设置要满足企业需求、要创建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校企双方共同构建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实训基地等有效措施。     

正义的转向: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到马克思

作为西方伦理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把正义视作理性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强调那些形成正义倾向的事物来源于人自身的"我能成其所是"的德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正义是内向性的。黑格尔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内向性正义以"自我沉思"的方式追求正义的局限,主张以法权这一外向性维度完成正义实现的理性必然,但由于黑格尔缺乏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研究和剖析,导致其正义理论仍然带有抽象性和片面性。马克思则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剖析,发现了资本对劳动的绝对支配这一隐匿着的资本逻辑,主张无产阶级以革命实践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既突破了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和德性的内向汇通,也超越了黑格尔的正义和法权的外向交叉,在历史和社会的生产方式变革中实现了正义的现实性。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建设的背景下,三地不断达成新的环境治理合作协议,并组建了联合会议、联络办公室和专项小组。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协议执行主体和执行标准不统一、协议执行力弱、执行手段和执行能力差异大、执法合作限于局部性和间断性。在当前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细则、成立环境执法协调委员会、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