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讲述被刑讯逼供细节

5月11日,重获自由的第三天,赵作海站在了媒体的镜头前。谈到当时屈打成招的苦楚,赵作海屡次语塞,眼泪夺眶而出。     

赵作海案的冷思考

司法案件的审理,必须遵循法定的程序。不合程序的判决,不具有正义性。但程序是形式,案件的实质内容更为重要。赵作海一案再次表明,刑讯逼供是造成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冷静地剖析这一错案、冤案的形成过程,有助于防止此类案件的再度发生。     

从赵作海案看司法亚文化

司法亚文化是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司法职业人员在法律法规空白之处和自由裁量范围内遵照行为准则或者是对现有制度进行变通的行为表现。违法司法亚文化则是指司法职业人员的行为已经触及了法律规定,属于违法性越轨行为。司法亚文化负向功能主要表现为破坏公平正义、强化敌意思维,诱发司法腐败。司法亚文化的产生,既有司法职业特性的必然性,也有本国国情的特殊性。     

赵作海的婚事

苦尽甘来的赵作海迎来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一个名叫李素兰的女子走进了他的生活……     

从赵作海案所想到的：迫切需要实现司法观念的现代化转变

当赵作海冤案继佘祥林冤案后又一次出现时我们迫切需要改变传统思维模式,重塑现代司法的新观念：必须从重实体之法轻程序之法经过并重再到尤重程序之法的历史性转变;必须要建立起现代刑事法律关系的新概念;必须从满足＂几个基本＂的要求到＂排除任何合理怀疑＂的转变,刑法理论和刑诉理论上所提倡的＂疑罪从无＂原则本来与＂超越任何合理怀疑＂原则具有一定的相似性,理应予以坚持贯彻;消除冤假错案、平反冤假错案、避免公民个人的不幸是防止民族悲哀、雪洗国家羞耻,也是预防引发其他社会矛盾的必要条件,我们每一代人特别是每一个有职有权的人都有责任避免这一现象的出现。     

从官民信任之疼到官民信任之兴——从“赵作海案”说开去

＂赵作海案＂从法理意义上似乎已经划上了句号,然而此案给人的另类解读才刚刚开始。从静态层面解读,在最应承载民众信任的领域出现不应该出现的闪失,直接伤害的是＂犯人＂对办案者的信任,这一通常看法虽然与以人际信任为话语体系的视野分不开,却也表达出人际信任的研究范畴应向官民信任的研究范畴递升的现实呼唤。从动态层面解读,基于传统官民鱼水关系的历史铺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发展,和谐社会理想的官民关系应是升华了的官民鱼水关系的产物——官民信任关系,这种关系既由市场利益法则所生,又为市场利益法则所困,寻求在这一法则中突围是建设官民信任关系的唯一出路。     

错案频发的制度分析——以赵作海案为样板

从佘祥林到赵作海,"奇迹"惊人相似,成为现代司法不断复制的"耻辱"。错案频发,痛定思痛,除却表面的原因,制度设计、司法权力配置及运作中的弊端,都是导致错案的元凶。而坚守存弊的制度、变通规范的程序、践踏公民的权利及法律的尊严,根源则在于与现代司法格格不入的理念。     

赵作海遭逼供被迫九次认罪 庭上喊冤无人理睬

“要是我杀的人（赵振裳）回来了，你们打我的事情咋处理？”1999年，当被押上囚车时，赵作海说了这句话。     

＂政法冤案＂的政治背景阐释

“政法冤案”是指在政法委协调下发生的冤案，是中国政法体制的副产品，是中国法治建设内在矛盾的反映。由于“政法冤案”的政治事件性质，有必要将其还原到特定的政治背景下予以阐释。以余祥林案和赵作海案为切入点，以亨廷顿的政治现代化理论为分析框架，可以发现权威再造中的权威弱化、结构分化中的功能混同、法治动员中的参与拥堵分剐构成了“政法冤案”发生的权力背景、组织背景和民意背景。在“政法冤案”的形成中，权威弱化后的治理压力是深层动因，动员过剩后的民意呼声是中介环节，政法机构的功能混同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的法治建设需要在政治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中展开。对“政法冤案”的政治背景分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法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