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马学校的魔方效应

在天安门东南约20公里处,人大附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学校原是北京市大兴区一所再普通不过的学校,近年来却成为异军突起的黑马。2020年,该校有80余名学生参加高考,本科率达98.7%,而当时这批学生的中考成绩在区里均排1300名以后。该校校长王教凯说,让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是让先进的教育观念可操作化,让每个孩子在丰富课程中个性化成长,保持生命状态的生机与舒展。     

数字灵工的内卷化困境及其逻辑

本文以"内卷化"概念为理论视角,指出数字灵工在进行知识性、文化性的创意劳动时,能够提高工作激情和成就感,但面对平台注意力经济的不可预测性和平台规制时,他们陷入了一个高度内卷化的工作状态:"自我锁定""失活创意""路径依赖"。具体来说,数字灵工在平台资本裹挟和量化规制下,逐渐固化了创作内容类型,并展开了故步自封的逐量创作。从结果来看,数字灵工看似实现了自由和自雇,但个体化的职业形式导致后期发展动力不足,陷入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态中,难以产生对个人更大回报的增长模式。研究依托平台创作群体,重新阐释和理解内卷化概念,有利于我们拓展内卷化在劳动领域的解释力,同时揭示灵活就业的数字灵工平台劳动的困境及深层逻辑,尝试探究可能突破内卷困境的路径。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特朗普冲击"下日澳关系的新发展及其限度

近年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外交、防务、经贸和地区事务上的合作都呈现出稳步推进的态势。"特朗普冲击"无疑是推动日澳加快合作步伐的重要外在因素,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稳定的内在驱动力,集中体现为促进经济互补的需要、防范地区权力转移的潜在风险、延续对其有利的区域秩序以及实现各自所重视的政治目标。然而,由于两国在深化安全合作关系上面临着诸如国内政治博弈、对"中国威胁"的认知差异,以及稳定对华关系的不同诉求等多方面因素的掣肘,日澳在短期内实现军事同盟化的可能性较低。     

见证民主进程 感受制度魅力——写在全国人大“一法一规则”修改决定通过之际

3月11日下午,新修改的全国人大组织法、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以下简称"一法一规则")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这是两部法律施行三十多年来的首次修改。与民法典这样直接关系着每个人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法律不同,"一法一规则"似乎并不算"热门"。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党刊精粹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科学指南《求是》2021·03知识产权制度是近代科学技术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自英国1623年颁布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专利法《垄断法案》起,世界知识产权制度至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知识产权是创新发展的源头活水。放眼世界,凡是知识进步、经济繁荣的国家,无一不是知识产权制度完善的国家。拥有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兴起、进展与实践——基于学术史的考察

在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学术研究"本土化"向来是一个不断被提起并热议的论题。教育社会学自传入中国之日起就面临着"本土化"的问题,"本土化"意识随即兴起,这一时期其"本土化"的目标主要在于"本土契合性",即教育社会学的教学和研究要如何契合中国的语言、社会和文化条件等方面。随着社会学及教育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与中国社会和教育的现实问题的密切结合,尤其是近代中国学者在参与乡村教育及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努力将实践经验转化为构建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理论资源和现实素材的基础上,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得以不断发展。回顾和梳理近代中国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不仅能促进教育社会学学科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为当前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相关理论问题之探讨提供借鉴。     

我国经济金融化的风险与对策

我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日益显著,主要表现为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不断攀升;金融业利润居高不下;非金融企业涉足金融领域业务增多。适度的金融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而过度的金融化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金融诅咒"现象,并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为防范和化解经济金融化风险,需要树立协调发展理念,促进金融与经济良性循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重构互利共生的银企关系;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股权融资比重;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建立预警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