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新时代公安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随着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理念与教育思路发生了格局性变化，在新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面临新挑战和新需要的背景下，公安高职院校的发展应当主动适应新时代公安工作的发展和需求，建立起以应用型、实战型复合人才为导向的培养模式。通过深度发挥公安高等教育的行业特色和行业优势，完善以课程思政为引领的教育策略，从而全面打造实战应用型公安人才培养新模式，这对于提升公安高等教育理论水平实践效果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立破并举 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实施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和愿望,必须根治道德领域长期存在的各类问题。     

浙东学派：为有源头活水来——浙江人民艰苦创业的精神支柱

本文首述“浙学”与“浙东学派”名称的由来，指出“浙学”名称始于朱熹的批评，其后由刘鳞长、全祖望等肯定；“浙东学派”名称始于明史馆臣的批评，其后由黄宗羲、梁启超等肯定。次述浙东学派的演变脉络，将北宋到南宋、元、明、清以至近代浙东学派的发展脉络梳理一遍，进而论证解析了浙东学派的思想内涵、基本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及其相互关系

"时与势在我们一边。"历史证明,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摆脱发展惯性和路径依赖注定是一场革命性的深刻变革。准确把握好三个"新"的深刻内涵、内在逻辑、时代价值,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战胜千难万险,一定能够战胜各种挑战,朝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描绘的发展蓝图不断前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现代法治视域下的德治意蕴

虽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已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但目前学界对这一原则仍有存疑,其中,对"德治"内涵的不同理解是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之,梳理与条陈"德治"的词源本义,概述中国传统儒家"德治"的多重含义,阐述现代法治视域下"德治"特质,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