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对圣王作《易》垂教经世谱系的建构

围绕《周易》一书的作者问题,汉末经学家郑玄在汉代儒生通经致用的现实诉求以及"推阴阳言灾异"的时代风气双重背景下,充实发展了班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观点,建构起一套完整的圣王作《易》垂教经世谱系。郑玄认为《周易》导源于有巢氏和燧人氏,两位圣王确立了《周易》"指天以施教令"的垂教经世模式。伏羲有感于燧人氏的"刻白"而画八卦,并以"消息"二字点化八卦,创立"十言之教"。神农氏重八卦为六十四卦,并由此以农业和商业两大文明教化天下。文王系辞,以忧患之道教化百姓。孔子作传,会通伏羲的质教和文王的文教从而形成儒家文质彬彬的教化方式。从有巢氏、燧人氏到文王、孔子,《周易》一书的创作过程既是历代圣王垂教经世的演进过程,同时也是人类政教文明的发展过程。     

郑玄经学的特色及评价问题

郑玄是东汉最大的通儒,他打破了今古文经学的分界及各种家法师法,融通众家以为一,因而可以说是两汉经学之集大成者。论者每以为郑玄推翻了今文经学,实际上,郑玄经学有明显的今文经学色彩。汉代经学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人归咎于郑学,这是对郑玄经学影响的一种歪曲,并不符合学术发展史的实际。     

郑玄易学杂论

郑玄是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注经派易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易学研究多有建树，本文仅就“太极”和“九六之变”问题阐述其易学思想。　　一、关于“太极”　　我国古代先哲很早就致力于世界本原的探讨与研究，先民曾以五行或五行中的某一行(如水)作为世界的本原。但就生成宇宙化生世界万事万物的最初本原而言，五行仍称不上最为原始的本原，而仅仅是具有抽象普遍意义及客观实在性的世界真正本原化生万物的某种基本物质而已。那么这种真正的本原是什么呢?在中国哲学史上，老子第一次提出了“道”的本原说及其宇宙生成和万物演化的理…     

简帛典籍异文与郑注古今文

将郑注古今文和简帛典籍异文相对比,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的一致性。郑玄所谓的古文往往能和简帛中的用字相合,从而可以推断郑注中的古文属于战国文字。     

当心“朋友”

朋友，是一个温馨的字眼儿。什么是朋友？按郑玄的说法：“同师曰朋，同志曰友。”自古以来，“亲朋好友”就成为—体，分不清亲人和朋友哪一个更亲近。难怪《论语》中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感慨和“朋友信之”的教诲。大概正是这一儒家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才有了“多个朋友多条路”、“为朋友两肋插刀”、“宁让朋友负我，我决不负朋友”之类令人动容的“朋友情结”；难怪人们会将“重朋友、重感情”的赞语郑重地送给“朋友情结”深厚的人。     

《论语后案》《论语正义》诠释之异趣

黄式三《论语后案》、刘宝楠《论语正义》,都是清儒诠释《论语》的名著,但学界的研究却并不充分,尤其缺乏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实际上二书诠释经义的方法不同,《后案》汉宋兼采,且有礼学化倾向,《正义》则是纯汉学,侧重章句训诂。《正义》采辑古说虽较《后案》广博,但忽视义理建构,以致于训诂亦多失误。黄式三作为史学家,阐释方式更加灵活,发挥义理也更精彩,《后案》较《正义》杂入更多史家的议论。在体例上,《正义》本当以疏解《集解》为首务,但太多篇幅却用于郑玄《论语》义的解释,因为郑义的残缺,所申又不尽当。《后案》以＂礼意＂建构《论语》义理体系,于郑玄经学思想往往能偶合,但在某些问题上也会延续郑玄的失误。     

《十三经注疏》与北海的历史因缘

《十三经注疏》中所存汉人经注六种，其中五种与北海一地有历史因缘，经学大师郑玄系北海高密人，独注经4种；《孟子》学名家赵岐祖籍虽在京兆，然流落北海十多年，得孙嵩扶植襄助，发愤作《孟子注》。由此可见，汉代北海经学的兴盛及它在中国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三国魏易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本文主要论述了三国魏的易学发展状况。易学思想在三国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魏国不过七十年的历史中．先后经历了汉代象数易学的式微，郑氏易学的兴盛和衰微，王肃易学的产生，以及义理派易学的代表之作王弼易学的产生等重大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都对我国的易学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对此时的易学发展概况进行论述。     

马融学行考论

马融是西汉著名的古文经学家,由于他的著作多已亡佚,后世对其研究较少,这与马融在经学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马融上承贾逵、许慎,下启郑玄.在两汉经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通过对马融生平事迹的描述以追寻其思想根豫,并通过与郑玄、王肃的比较来凸曼其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这对两汉经学的研究有相当的意义.     

经学德性伦理的发展——以郑玄《中庸注》为例

两汉经学德性伦理作为中国传统德性伦理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预告了汉以后主流德性伦理思想的理论主题和发展方向。郑玄作为两汉经学的集大成者,通过对《中庸》以“诚”为核心的“性之德”的注解,阐释了他对德性伦理的认知,即德性以人的存在为前提和载体。郑玄《中庸注》对德性的阐释,既与当时的礼治实践相表里,在政治实践和礼治秩序中彰显了德性的伦理价值;又以注经的方式深化了德礼关系的探讨,推进了德性伦理在经学体系中的演化,从而对国家礼治实践中如何有效发挥德性作用提出了新思考。郑玄《中庸注》德性伦理思想对形成以德立身、以礼治世、以礼立德的经学德性伦理传统具有承上启下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