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灯的心

十岁那年,外婆带着我从北方到镇江看望我的父母。老实说,当时我真的吃不惯这里的饭菜,整天嚷嚷着要回去。于是,年长我五岁的姐姐省下     

集体化时代电影进村与乡村话语革命化——以侯家营、沈家村为例

集体化时代,国家推行电影下乡、进村政策,积极发展农村放映网,建立农村放映队,普及放映。露天电影逐渐登上乡村娱乐舞台,得到乡民认可,给人们留下了美好回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乡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侯家营与沈家村的案例表明:露天电影不仅带给农民科普知识、文化娱乐,同时也带有主流政治文化的渗透,使乡村话语渐趋国家化、革命化。在电影与乡村社会的互动中,农民具有自身的行为逻辑,乡村与国家之间存在利益与需求的契合与交集。     

露天电影的过去和现在

看露天电影曾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尤其在农村,在文化生活匮乏的年代,看电影曾是生活中的大事,生活在不同场景里的中国人便有不同关于电影的记忆：城市、乡村、平原、水乡、山区,共同的则是电影带给人们的兴奋和憧憬。我还听说,辽宁海城地震时,一个聪明的公社书记得到了当晚有可能地震的预报,又怕消息不准,     

一个村支书的奉献和担当

<正>"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我是农民的儿子,看到乡亲们还没富起来,心里急啊!"——张兴全"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最适宜。"金秋十月,正是小麦播种的关键季节,阆中市彭城镇碑垭村到处是繁忙的景象,村民们忙着秋收整地、足墒播种,一辆载有货物的农资大篷车顺着村道驶进田间地头,村民们见了,争着往外搬化肥、农药。65岁的村民王春花笑得合不拢嘴,拉着一个面色黝黑的"眼镜"连声说:"张书记,供销社想得真周到,我这老胳膊老腿再也不用大老远去搬化肥了!"这个张书记,就是碑垭村党支部书记兼彭城镇供销社主任、     

巴掌

我12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村里来了放映队，那晚放映的是《生死恋》。父亲把我锁在了黑咕隆咚的屋子里。“不是《闪闪的红星》，也不是《小兵张卿，犬人搞对象的片子，小孩子就甭去了。”父亲背着药箱，隔着木门，把铜锁和钥匙弄得山响。然而，一把锁，一道门，岂能封锁一个少年的好奇!我拔栓，推窗，翻身出户，在一片夜色的掩护下，朝露天电影场野跑……     

印在银幕上的斑斓记忆

30年前，我才四五岁。那时的城镇或乡村，没有什么好的娱乐方式，看露天电影成为最愉快的享受。听说放映队要来，大人在煮着晚饭的时候，便嘱咐孩子将家里高矮大小不一的几个凳子，悉数抬到放电影的大队晒场上霸位置。往往到了晒场才发现，自己以为最早的，其实还有更早的。为了抢一个好位置，     

露天电影（散文）

人生在世有各种欲望和需求,归根到底是追求物质和精神的富足。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家里还没有电视,广播喇叭也主要播放各地重大新闻,所以看露天电影是乡村最丰盛的文化大餐,让人们激动、兴奋,难以忘却。     

看露天电影

童年的记忆是迷人的，而留在我童年记忆长河中最亮丽的风景．是看露天电影。     

文化宫的露天电影

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位于两路口,1950年在原川东师范学校校址上动工修建,1952年落成,由邓小平亲笔题写宫名。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国民政府教育部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本部驻地。文化宫建成后,这里成为了劳动人民的学校和乐园。广大市民群众在此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参加技术技能培训、感受艺术文化熏陶,乐此不疲,流连忘返。     

家乡的红杜鹃

儿时，我在家乡看过的露天电影《闪闪的红星》主题歌，至今仍然在我的耳边回响：“夜半三更哟盼天明，寒冬腊月哟盼春风，若要盼得哟红军来，岭上开遍哟映山红……”那优美的旋律，那深情的歌词，表达了人们对红军的热爱、对英雄的崇敬、对革命家乡的眷恋，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追求理想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