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的变迁与反思——以《刑法修正案(九)》的出台为视角

1997年《刑法》以数额为中心的定罪量刑标准缺乏社会适应性;各法定刑量刑幅度交叉现象严重;贪贿犯罪刑罚减免规定存在"宽严皆失"的弊端;生刑与死刑差距过大,资格剥夺措施一直缺位。《刑法修正案(九)》虽针对诸多问题作出了调整,但贪污与受贿的关系、终身监禁的落地实施等问题仍有待研究。为此,应降低贪贿入罪标准,扩大地方自由权,以无期徒刑重构终身监禁制度,厘清贪污受贿关系并严密刑罚裁量情节,废除贪贿犯罪刑罚减免制度。     

《新华日报（华北版）》对沦陷区民众的宣传教育研究

抗战时期日伪在沦陷区肆意奴化我同胞,不断向民众美化其侵略面貌,久而久之使一般民众认不清日寇真正的面目,迷失了方向。为揭露日寇的罪行,同时让沦陷区民众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新华日报(华北版)》应时而生。当然,在敌后宣传的过程中该版也呈现了自己应有的特点,如,注意揭露日寇的凶残、宣传根据地建设成绩等。虽然《新华日报(华北版)》存在的历史不长,但是其在启迪沦陷区民众和动员他们参加抗日等方面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终身监禁探析——性质、司法适用与两种可能的规定路径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终身监禁,其法律性质在动态上表现为"终身监禁是死刑缓期执行制度一种情形的例外规定",在结果意义上表现为"不得减刑、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有些学者将终身监禁表述为一种"特殊刑罚措施",这种"特殊性"应当就表现在终身监禁与死缓制度、无期徒刑执行制度这种动态上和结果意义上的联系上。在重大立功的适用方面,死缓期间犯罪人有重大立功情节,应当在缓期两年期满后减为有期徒刑,但是在无期徒刑执行阶段,终身监禁者不得因重大立功否定终身监禁具备适用的法律依据。终身监禁与死刑的废除紧密关联,在部分废除死刑罪名的当下,应当整合终身监禁与限制减刑的价值功能;在未来死刑全部废除的情况下,可以将终身监禁作为一种独立的刑罚种类予以规定。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内外兼修刚柔相济——辽宁非遗名录项目辽阳逍遥门武功

在东北古城辽阳,传承着这样一套武功:取自庄子《逍遥游》之意,在习武中悟化出"修身养生之道",四百年来内外兼修、刚柔相济,至今仍是一脉单传。此武功以其特点和传承地域得名"辽阳逍遥门武功"。据《逍遥门宗谱》记载,逍遥门武功的创始人是明代武术家任逍遥。任逍遥,字礼谦,江西贵溪人,于明神宗万历年间行走于江湖,他遍访武林贤士,博采各派武学之长并加以创新,练就了一套新、奇、特的武功,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为"逍遥功"。明万历四十年(1612),任逍遥正式创建了武林门派"逍遥门",传授逍遥武功。     

关于加强县(区)委党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校(行政学院)是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主要部门,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做好新时代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关键在于坚持党校姓党,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党校教师作为我们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教师队伍,是我们党一支不可多得的理论力量,其师资队伍建设情况对党的干部培训事业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塑造党校党员教师的形象,当好党员干部精神高地的"布道者"和"熔炉工",做一名合格的党校教师,是全体党校党员教师要认真思考、积极践行的。     

侵犯知识产权罪中的刑事职业禁止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禁止令"和《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从业禁止",标志着刑事职业禁止作为一种预防再犯的措施被引入我国刑法典。现阶段我国在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中职业禁止适用率低且立法上存在一定的不周延性。我国有必要在刑法分则和知识产权法律规范中明确刑事职业禁止的规定,在比例原则和合宪性理念前提下,扩大适用范围至单位犯罪,构建复权制度,以促进我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刑事治理水平的提升。     

再论新兴(型)权利的证成标准：对应义务验证说

权利泛化现象对权利观念的可能危害，要求必须尽快构建科学的新兴(型)权利证成标准。根据权利义务统一性命题，新兴(型)权利必然对应有相应义务。以此为基础的“对应义务验证说”认为，一项权利是否成立可能存在不休争论，但若转化为“该权利所对应义务是否应当成立”,就有可能引导论者超越价值情感纠葛对新兴(型)权利主张是否成立形成较为清晰的内心确证。这更有利于论者进一步认识权利的必然义务成本，从而更为理性和审慎地对待新兴(型)权利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