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外因探析

陕甘根据地是土地革命后期中共“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这块根据地之所以能“硕果仅存”与当时国民党中央势力未能深入并有效控制陕甘地区,陕甘地区复杂的军政格局和特殊的自然、社会环境等外因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为陕甘根据地“硕果仅存”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根据地能“红旗不倒”,成为中共中央及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中国革命复兴的出发点.     

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以吴文藻、杨成志为例

中国民族学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有了"北吴南杨"之说.北学派的代表人物吴文藻和南学派的代表人物杨成志虽求学、治学和教学经历不同,学术倾向各异,但他们对中国民族学的贡献都非常突出.比较和分析南北两派,凸显其与学派的关系,客观地看待两个学派的学术传统,师其所长,大有裨益,同时,有助于中国民族学研究的发展定向.     

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特征及其启示

商鞅变法出现于战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具有明显的"战时法治"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战思想;重刑主义;文化专制。通过对法治标准的要素化与法治类型的多样化分析,可以明确从商鞅变法之后到秦朝灭亡之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战时法治时期,对秦亡之训也应有一个新的认识:其罪不在法治,罪在当政者不仅没有及时将"战时法治"转变为"平时法治",反将其推向了极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法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论杨德昌的诚意电影及其美学特征

杨德昌始终诚实地用胶片书写着自己对人生和社会现实入木三分的观察、敏锐的思考和无情的批判，并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卓越的艺术技巧，创造了华语电影的一座高峰。他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其电影不是类型片、娱乐片、商业片，而是一种诚意电影，具有独立制片的美学特征。     

商鞅变法的历史评析及现实反思

商鞅变法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彻底的改革之一,它适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使秦国迅速实现富国强兵,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之后,仍然坚定地执行商鞅变法的思想路线。秦亡之后,汉承秦制,商鞅变法的政治思想一直沿用,并发展为中华法律政治文化的主流,对中华民族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商鞅变法的社会背景、理论渊源、主要内容着手,科学评价并结合当前法治建设的实际进行反思,扬弃并举,传承超越,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法律制度仍具有的一定的价值和意义。     

中共中央北方局与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日军侵华使中国国内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取代国内阶级矛盾而转化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出《八一宣言》，提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抗日救亡主张。同年底，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和总策略。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中央指示，迅速在华北以及西北、东北等地展开广泛而深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其中，除中共中央直接与西北地区国民党党、政、军等各地方势力开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北方局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也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十七路军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关系，对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个乡村塾师的教育奇迹: 明代杨范的教育与学术活动考简

杨范沉潜乡村，从事私塾教育，是杨氏由经济富户转向文化家族的开始。正是有了教育积累，镜川杨氏逐步成为科举家族，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在理学上，介于慈湖心学与程朱理学之间，擅长《易经》。在史学上，他曾与修地方志、实录资料，尤其擅长诗歌创作，是明初宁波著名诗人之一。由杨范我们可以一窥明代前期底层塾师教育生活方式及学术活动。     

民国南洋学的几种话语(1912—1949)

民国时期,南洋学兴起,出现并形成了几种较为典型的学术话语,这些看似多样松散的南洋话语,其实都拘束于"中国与南洋"的视野之中,具有为我所用的临时性与策略性。二战后,这种南洋学及其背后的某些观念遭遇了挑战,其得失对我们今天从事东南亚研究仍有借鉴意义。     

从道家思想谈领导者素质的养成

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感悟道家思想,对领导者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启迪：＂道＂可以作为领导者行为的指导原则;＂无为＂可以理解为领导者的最高境界;＂虚静＂是领导者应具有的高明智慧;＂阴阳统一＂是领导者应具有的思维。     

红色教授轶事(下)

1932年9月,年仅32岁的杨东莼被聘任广西师专校长,他先后延聘一批思想进步的知名学者、作家和教授任教,大胆改革师专面貌一新。后遭桂系驱逐。陈此生出任师专教务主任后,不仅传播革命思想,而且推动话剧运动的开展,引起公众格外关注。1936年秋,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省主席黄旭初兼任西大校长.1937年底,白鹏飞回到桂林,省主席黄旭初恳请白鹏飞出任西大校长.后黄旭初出尔反尔,背信弃义,借将西大改固立大荦为名,免去白的校长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