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百年流变探究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与中国发展和中国妇女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可使其更加适合中国妇女发展的国情,契合中国妇女解放的需要,解决我国妇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已有百年历史,在此进程中,随着国情的变化,妇女理论的主题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立足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回答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从何而来、何以可能、向何而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需要从党的领导、人的全面发展、妇女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媒介、妇女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分期和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五个维度,探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百年流变。     

“党建”与“共建”:形塑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双重逻辑——基于杭州市D区的考察

从党的政策表述及当前实践来看,基层社会治理格局的形塑过程蕴含着“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党建”的出发点是巩固党的组织优势和执政基础,表现为基层组织体系从“有形覆盖”走向“有效覆盖”,进而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准备条件。“共建”要求探索“一核多元”的治理模式,既要实现基层党组织对“共建”力量的联结和协调,也要保障多元治理主体的有效参与,同步推进群众自治、社会共治和公共服务。“党建”与“共建”的双重逻辑呈现,亦关联着社会治理研究范式的更新。     

转化犯若干问题探析——以转化型抢劫罪为视角

转化犯为我国刑法所独创的犯罪类型,具有立法实践在先、理论研究在后的特点。转化犯与准犯、结合犯、牵连犯的内涵均不相同,不应将其与此三个概念混同起来。转化犯的成立条件包括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两个方面,应当以转化后之罪的既未遂标准来判断转化犯的既未遂问题。     

行政处罚第三人研究——对一个行政处罚案件的展开

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涉及到第三人的案件大量存在。但是现行行政处罚法中并没有明确地设定第三人制度,这对案件的处理带来诸多障碍。设立第三人制度有利于案件的正确处理,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处罚决定的接受和执行。第三人的设立符合法律公平正义原则和行政法基本原理,可以降低执法成本及节约社会资源。在行政处罚案件中,法律应赋予第三人具有参与权和救济权等权利,这样便于第三人积极参与行政处罚程序,保证其合法权益的实现。     

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对《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的解读

如何看待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一直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强调观念建构是第一性的,现实主义强调物质实力至上,美国学者戈尔茨坦和基欧汉在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则强调物质因素和观念因素同是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变量.他们还将观念分解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3种形式,它们通过提供行动指南,增进共识和建构制度等方式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这些争论提示我们,我国的外交战略既要立足于物质实力的增强,又不能忽视观念的作用;既要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又要避免意识形态对抗.     

提高执政能力必须注重文化建党

注重文化建党既是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一以贯之的重要思想 ,又是新的历史条件对我们党提出的新课题。以创新精神解决文化建党在新世纪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 ,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     

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

建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是完善我国合同法的迫切需要.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当事人是否可以像在两人合同中一样协议变更或解除第三人利益合同.在没有第三人同意的情况下,当事人行使变更权和解除权虽不应当完全否认,但是必须受到限制.具体标准取决于建立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的宗旨和该合同的特征.作为一般法规范的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变更和解除制度将与我国现行合同法律法规共存,形成完整的体系.并在实践中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予以适用.     

二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论——兼议正当化行为的体系地位

以解决正当化行为在犯罪论体系中地位不定,及其与犯罪构成关系不明为突破口;以反映定罪过程、权力与权利的平衡以及对抗制的诉讼程序特点为价值立场;兼顾中国已有的理论与实务情况,主张在我国犯罪构成论的应有结构为两层次四要件犯罪构成结构.此即:第一层次,三个要件,依次为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第二层次为犯罪客体一个要件,其中,正当化行为等作为排除犯罪客体的事由在此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无此事由,犯罪即告成立.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及其矫正——经济宪法学思路初探

经济宪法学立足于保障个人财产权和限制政府权力,从而为矫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提供了新的、也是更为根本性的思路,这就是必须从宪法上明确对个人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保护,并严格限制政府的财政权和货币发行权,使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置于民主监督之下。     

环境时代宪法的权利生态化特征

文章首先指出无论是近代宪法的法理基础———个人主义 ,还是现代宪法的法理基础———团体主义 ,都难以对付当前日益严重生态危机的挑战 ,主张可在团体主义的基础上将生态主义作为环境时代宪法的法理基础 ;而后 ,文章通过对传统宪法价值取向在环境时代所表现出种种局限的反思 ,提出环境时代宪法的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 ,人与自然 ;最后 ,文章认为随着环境时代宪法法理基础———生态主义的建立和宪法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 ,人与自然的确立 ,宪法将在权利社会化的基础上向权利生态化扩展 ,并围绕“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之保护而精心构建 ,从而极具权利生态化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