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以新作为激荡新气象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告别2020年,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联合国官微在元旦当天感慨:"让全世界遭遇严峻考验和痛苦煎熬的2020年终于翻篇了!"这句话让无数网友共鸣,"终于"二字道出了世人普遍的情感指向,那就是迫不及待辞旧迎新。峥嵘岁月稠。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从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到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再到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人民在这极不寻常的年份创造了极不寻常的辉煌。     

建构亲密与控制情绪:幼儿教师的情感劳动研究--以北京市3所幼儿园的田野调查为例

儿童抚育从家庭领域走向公共领域,由此诞生了照料和教育儿童的专门职业--幼儿教师。本研究关注幼儿教师职业群体,基于田野调查与访谈,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对其劳动过程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幼儿教师的情感规则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作为照料者,他们被期待付出"像妈妈一样的爱",与幼儿建立起亲密情感联结,并对其进行无微不至的照顾;另一方面,作为教育者,他们需要遵循"温柔而坚定"的情感规则,管理负面情绪的表达,并选择合适的互动方式实现教育目的。本文还讨论了幼儿教师在情感劳动的实践中面临的不同情境以及应对策略,包括工作环境的压力与限制、教师与家长之间部分理念与行为相互冲突背后隐含的期待,分析了园所类型可能对幼儿教师情感劳动产生的影响。     

坚持新发展理念,促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全面提升——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发展管窥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党员干部了解党的历史、加强党性锻炼的重要场所,是广大群众培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是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陶冶道德情操的重要课堂。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位于湖南省宁乡市花明楼镇,是刘少奇文物资料收藏研究中心和思想宣传阵地,先后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廉政教育基地、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等荣誉。     

受欺凌青少年的“沉默真相”及其行动逻辑——基于代际情感互动的视角

受欺凌青少年向父母保持"沉默",隐瞒被欺凌经历的现象十分普遍。本文从代际情感互动视角出发,通过网络民族志和深度访谈发现,当子代向亲代部分或全部披露欺凌事件,亲代继续实践日常情感互动模式会产生"虚假情感理解"甚至对子代进行身体惩罚,此外长时间的不良代际情感互动会导致受欺凌子代产生负面预期,为避免痛苦"再生产",理性的个体以向亲代保持"沉默"来进行自我保护。代际情感共同体建构是受欺凌子代实现共有感受期望的前提,代际情感互动的时空界限是真实理解受欺凌子代情感需求的基础,消解或转移受欺凌子代负性情感是打破沉默的关键,进而有助于家长理性参与校园欺凌干预,防范校园欺凌风险。     

从清代诉讼费用实况看“讼费高昂”话语的主客观意涵

清代的官员和士大夫们常常声称打官司的费用非常高昂乃至会令人倾家荡产，并强调这主要是由于衙门吏役向当事人肆意需索各种司法陋规所致。但从清代的许多实际案例来看，当时人们的诉讼费用固然不会低，但也并不总是那么高不可攀。大致从道光朝开始，不少地方衙门各自陆续出台了吏役规费章程，试图对吏役们在承办讼案过程中可收取的规费名目及其数额进行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上述做法的成效不能被高估，但也不能被轻视。清代那些关于“讼费高昂”的描述具有一种典型的话语性特征，所呈现的乃是一种表达性现实。它既反映出打官司的费用明显给许多涉讼的普通民众造成经济压力的客观现实性，又潜藏着官员与士大夫们的某些微妙用意，不仅被他们用于建构吏役皆是腐败之辈的整体负面形象，以维护特定的意识形态、利益格局和权力结构，而且还被用来劝阻乃至恐吓民众不可轻易兴讼，进而期望能有助于遏制当时总体上不断扩大的词讼规模。     

学习雷锋,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他是永恒的革命战士,看似平凡的人生实践,却铸就了力透时空的精神坐标。他,就是雷锋。雷锋精神是时代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时俱进。学习雷锋既是情感诉求,也是理性选择;既是时代精神的连贯线索,也是主流价值的活水长流。雷锋精神是永恒的。毛主席曾说:“学习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两件事迹,也不只是学他的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他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主观罪过——“过失说”之提倡

在涉疫犯罪惩处中,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属于重点和难点问题。本罪主观罪过形态的判定基准应为,行为人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结果有无认识,以及对之持何种态度。基于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法沿革的历史考查,通过对本罪进行体系性解释,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依据最高司法机关的权威观点,本罪的主观罪过应当是且只能是"过失"。针对"过失说",批评者从刑法谦抑、立法表述、体系协调、共犯处理、处罚漏洞等方面提出的批判并不成立。"故意说""混合说"等其他学说也存在明显问题。因此,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观罪过形态应为过失。     

日本“义援诗”:文化一脉的情感关联让人感动

继“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和“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之后,“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又刷屏。这四个充满唐韵古风的句子,附在方正硬实的抗疫物资包装箱上,让人耳目一新。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人恰到好处地用了“我们的词儿”传递友善,这让国人汗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