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免证特权制度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

免证特权制度是证据制度中有关证人出庭作证的一个例外 ,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普遍采用。我国历史上也曾经规定过免证特权制度 ,但是在我国的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规定此制度。通过对免证特权制度的价值和作用的分析 ,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 ,有确立该制度的必要。     

富含人性的传统法律及其当代魅力——对“亲亲相隐”原则法律价值的透视

国内外法律实践无可辩驳地证实,任何国家的制定法只有通彻人性,饱含人文关怀,才能够赢得民众的支持,才能真正发挥调整功能。毫不夸张地说,法律的人性化构成了法律的价值基础。而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恰恰抓住了人所具有的悲悯之情。自古至今,它所展现的人性魅力,使法律理性和天然人性实现了有机统一。我们之所以今天依然要推崇"亲亲相隐"制度,就是因为它将为修正我国刑事法律的人性匮乏提供实证支撑。     

康有为大同说的“去家界”再考北大核心

“去家”是康有为大同说赖以确立的至为根本者。实际上,主要源自《礼运》的这种祛家主义乃是墨家思想的体现。这意味着,这种祛家主义与以家为本的儒家思想无关,甚至与之完全相反,并且意味着,一种家际的双向交互关系决定了,较之墨家的“上同下不比”和法家的“三顺说”,儒家思想更易通向权责对应的现代民主精神。故不仅五四运动思潮视儒家为“专制主义护符”的思想难以成立,而且自诩为孔子信徒的康有为的“去家求解放”的大同理想,以其尊孔与非孔之间自相矛盾注定是一地地道道的“乌托邦”。     

论中国古代的亲属免证制度

中国古代的亲属免证制度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在中国古代历代法典中则具体体现为“亲亲相隐”或“亲亲相为隐”等原则,这种亲属间相互容隐、相互免于作证的特权在我国被沿用了两千多年,由此也折射出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本文拟从我国古代亲属免证制度的历史发展入手,就我国刑事诉讼免证制度的立法现状展开分析,并提出确立我国亲属免证制度的构想,以期对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对“亲亲得相首匿”的合理性思考

"亲亲得相首匿"作为一种反映家庭伦理的规定,自汉朝以来被纳入法律后,为以后的古代立法者所偏好,却被先进刑法所抛弃。近亲属的容隐行为能否作为免除处罚的事由?亲权能否作为一种特权,在对犯罪分子的窝藏、包庇行为予以豁免?这将是本文所讨论的中心。     

论我国亲属容隐权的建构——以修订后《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我国著名社会学家瞿同祖先生曾指出:"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1]台湾学者李钟声也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2]可见,我国的传统法律一向特别注重对亲情伦理的维护,然而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难以找到一条旨     

“亲亲相隐”法律思想的源流及其当代价值

"亲亲相隐"是先秦时期的儒家最早提出的思想主张,随着汉代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它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刑法中非常重要的原则和制度.作为儒家伦理、法律思想的直接体现,"亲亲相隐"不仅有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法律价值,即使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也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亲亲得相首匿的价值

中国古代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的产生有其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根源,纵观国外的立法状况,对亲亲得相首匿原则进行合理性分析,该原则在当今社会仍有其独特的价值。在我国刑事刑事法律中引入亲亲得相首匿原则,符合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进程。     

从期待可能性到亲亲得相隐匿

期待可能性理论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发展历史,并且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但是在我国的研究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但是社会发展又迫切需要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关注,本文试通过一个经典的案例入手,逐步探讨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起源、含义并结合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和新刑事诉讼送法确定的"亲亲得相隐匿"的作证规则,来探讨在我国当下的法治视野下研究期待可能性的的必要性。     

以“亲亲相隐”促进社会主义良法之治

亲亲相隐制度来源于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延续千年的法律制度;良法之治源自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观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追求。尝试探讨古代亲亲相隐制度与现代良法之治的结合,以亲亲相隐来完善和促进良法之治。同时应摒弃亲亲相隐的封建色彩,让良法之治赋予其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