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文化虚无主义的样态透视、成因反思与治理进路

文化虚无主义是一种否认中华文明史、否认中华文化、否认中华民族精神的错误社会思潮,是历史虚无主义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呈现,表现为鼓吹“以洋为美”的文明观、宣扬“告别革命”的历史观、推崇“娱乐至上”的消费观、推销“消极庸俗”的价值观,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构成严重挑战。其产生原因在于,受到主体、环境、技术、历史等多维因素影响。基于此,要从批判文化虚无主义本质、提升优质文化产品供给力度、推进网络空间治理、增强民族文化弘扬力度等方面,不断增强抵制文化虚无主义的免疫力和自觉性,捍卫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安全。     

聚焦五大能力建设,不断推动新时代柳州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创新发展

柳州市青年志愿服务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为统领,聚焦"组织动员、实践育人、服务大局、能力提升、文化引领"五大能力建设,在疫情防控、大型赛会、生态环保、扶幼助残、脱贫攻坚、城市治理等众多领域中凝聚力量,以青春实践实现创新发展,全面服务共青团改革。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文化渊源和思想源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具体来说与以岳麓书院为标志的湖湘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湖湘文化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树一帜地提出和阐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     

精神生活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共同富裕不只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且是人民生活各方面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需要大力推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因此,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前提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地说,即要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历史经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当代价值以及现实路径进行深入思考,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找到切实可行的方向与道路,进而使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全部的力量。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     

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附会与求真：关于法律史研究中既存观念的突破问题——以“神权法”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与制度体系发生了彻底转型,在此过程中使用的用西方观念"整理国故"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其弊端也相当明显,用"神权法"一词描述中国古代早期法律思想即是明显一例。中国的国家与法律产生方式与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如中国古代国家产生的地理环境和初始组织形态与西方国家迥异,因此国家的运作形式及与之伴随的政治管理方法皆有不同,这决定了用以维系中国国家统治和管理的法律思想也会与西方国家存在本质差别。厘清并突破这种概念上的"附会"之意,去伪存真,有利于我们认清民族传统文化,并以此为立足点,创造出适合本民族需要的新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