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汉前期的公羊学

东汉前期的公羊学,将"<春秋>大义"神圣化,与谶纬结合更为密切,以维护封建皇权统治,干预社会生活.公羊学由此得到统治者的首肯与扶持,一个时期内呈现出繁盛的景象.但这种学术与政治的联姻,却在相当程度上阻碍了公羊学的健康发展,主要表现为公羊学的章句之学发展迅猛,义理之学发展趋于停滞,以及公羊学日趋固化,进而成为僵死的教条.尽管一些公羊学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采取删减章句、援引其他各家思想弥补自身义理之不足等措施予以补救,但却收效甚微.东汉前期公羊学的这些特征,使公羊学在今古文之争中占据主导地位,但也潜藏着危机,并铸就了其在东汉未年彻底衰落的命运.     

晚清公羊学复兴的社会文化条件与演进特点

春秋公羊学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独树一帜,而其历史命运腾挪跌宕,在西汉时期盛行于世,东汉以后曾消沉一千余年,到了清朝嘉道年间重新复兴,至戊戌维新时期再度风靡于世。围绕晚清公羊学复兴这一中心课题,深入地分析、总结以下各项:晚清社会环境何以与公羊学的学术宗旨相呼应、相激荡;公羊学复兴所经历的重振声势—改造发展—达到高潮三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晚清公羊学名家有哪些理论精华;公羊学说为何能与西方政治思想相糅合,而被锻造成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着力探讨以上问题,不仅能深入揭示出晚清社会进程和学术变迁的实质性内涵,而且能更好地展示出公羊学说这一传统学术的独特魅力,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公羊学三科九旨及其内在逻辑

三科九旨是东汉公羊学家何休的思想,其中涉及了"三统"、"三世"、"内外"几个命题,即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在三科九旨的内在逻辑关系中,以《春秋》当新王是前提,王鲁是三世义和内外义的逻辑起点,同时,三世又是王鲁及内外得以展开的框架。     

叶适对《春秋公羊》学的评说

对《春秋公羊》学的评说是叶适评说经学典籍及其学派的重要内容。叶适对《春秋公羊》学的态度是基本否定的。他认为:《春秋》三传,唯有《左传》有其实,《公羊传》则是"空言"的浮妄之说,故多不合于《春秋》之意;董仲舒作为《春秋公羊》学的最重要代表,其说肤浅妄意,他不是治而是乱孔子之书;司马迁在《史记》中关于《春秋》的论说,本于董仲舒,故多不得《春秋》之旨。叶适的这些评说贯穿着以"实"反对"空"的根本观念,带有"六经注我"的色彩,这是叶适用以建立自己思想的方法之一。     

“许夷狄者不一而足”——《春秋》“夷夏之变”中“进夷狄”的限度

公羊家的“夷夏之辨”并不以地缘和人种差异为标准,而以文明教化为本位。《春秋》“进夷狄”,称呼夷狄有州、国、氏、人、名、字、子七等。夷狄能行中国之礼,可朝聘、称王、设大夫、纪元、遣使,但还只是起步。夷狄之君楚穆王即便再贤,最高也只能称子。夷狄虽有屈完、子玉得臣之类贤大夫,《春秋》却不称氏。对夷狄贤臣季札,称名而贬。中国夷狄化没有底线,当贬则贬,当绝则绝。夷狄中国化则有限度,夷狄之进步虽可满足礼乐文明的一个条件但并不等于满足所有条件,这并非出于地域、种族的歧视,也非夷夏之人先天禀赋就存在差异性,而是强调夷狄慕王向化需要一个历史过程,必须有所积淀。“进夷狄”的限度恰恰是“熔铸各种族为一体的一股精神力量”,它对齐桓、晋文联合诸夏中国抗击外侮,对武帝北攘匈奴、南征南越、建构中华身份认同都产生了影响。     

论康有为公羊学及对儒学发展的意义

自东汉后沉寂千年于清中叶复苏的公羊学，经康有为这位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杰出代表、清代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的一番改作，成为以宣扬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为旨归的近代公羊学。同时成为康氏托古改制、变法维新思想的理论基石和重要武器和他一生始终不移地坚持改良信仰的坚固支撑。也成为儒学近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汉代公羊学关于大一统的制度设计

在汉代公羊学学者那里，“大一统”不仅仅是一套微言大义的理论，而且有一套具体制度设计与“大义”相匹配。这套制度设计重视文教道德，坚持道统高于政统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出匡正和约束王权的积极作用。     

"公羊学"家何休论中国古代制度及其影响

何休是中国古代研究《春秋公羊传》的大师,上承董仲舒,下启康有为,在中国经学史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本文就何休对古代的婚姻制度、田制税制役制、教育选举刑罚制度以及关于夷夏之别与三世演变等问题的阐述作了评价,并对何休论述古代制度对后世的影响谈了自己的看法。     

1895-1900年间章太炎之社会进化思想研究

1895-1900年间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的时期。维新与革命、义和团运动此起彼伏。在这多事之秋,章太炎走出书斋投入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之中,实现了由单纯的旧式学者向新式政治家的身份转变。这个时期章太炎主张维新救国,他从传统的荀子学与"公羊三世"说入手,结合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达尔文理论,形成了富有个性的社会发展思想。章太炎肯定了社会发展必然性的一面,反对"剧变"和"拒变"两种政治倾向,提出中国社会的发展应当有全盘的考量,对于制度层面的变革需要采取缓和的态度,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开通风气,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求变的新风尚,促进变法时机的成熟。他的论点和论证颇有合理之处,但是在晚清社会积弊已深的情形下,除了革命外已无他法,于是1900年后章太炎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之中。     

王闿运兼综今古文的公羊学风格

作为晚清颇具盛名的经学家,王闿运毕生致力于经典笺释,广涉经史子集,其经学思想并不措意于学术史中今、古文门户的争辩,而是独树一帜,具有今古文兼具的公羊学风格,成为晚清学术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