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法典中准合同解释之罗马法因素

我国民事立法历经百余年后,准合同作为一个重要法律术语始现于我国民法典合同编中.缺乏民法学理论研究和民法典总则编的体系铺垫,形成了准合同解释的先天缺陷.但准合同存续历史悠久,罗马法赋予其生命,法典化国家的民法学理论和立法实践赋予其持续活力.我国民法典对准合同的引入,使法学理论承担起解释使命.罗马法因素是我国民法典准合同解释的重要基础,其债法体系思维、意思表示与行为效果间的关系、给付行为在判断准合同与债的其他渊源关系中的核心价值等理论是厘清准合同解释定位的重要坐标,现代法典化国家的立法经验是准合同解释的重要参考.应运用法律解释的科学方法,关注罗马法因素并结合现代社会需要和我国本土特点探究准合同解释,以实现"经由罗马法,超越罗马法"之立法效果.     

项目公共品的效率修复机制：代理人治责激活——以湖北阳新W村“一事一议”项目的实践状况为例

项目制度设计中因代理人激励不足存在公共品供给效率损失的问题，探索代理人激励问题的解决路径成为优化公共品供给效率的题中之义。实践发现，激活代理人治责是解决代理人激励的有效路径。具备治理责任的代理人会积极平衡项目受益方的权责利体系、采取竞争性的项目争取方式、辅助群众自治组织的成立、监督群众组织的公共性，保证群众低成本高效率地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中，从而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一事一议”项目供给的自主空间、地方政府的政治压力传导、熟人社会的面子激励是代理人治责激活的重要因素。执行主体治责激活后往往会对项目供给产生积极效果。如此，政府可在制度设计上考虑代理人的激励空间或在基层探索运动式治理常规化的机制，稳定代理人激励，保证项目公共品的供给效率。     

乡镇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及其评估指标体系

构建乡镇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评估指标体系,是科学评估乡镇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前提。本文首先界定乡镇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的内涵和构成,然后逐一讨论关于构建我国乡镇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原则、目标、指标体系、评估标准和权重等问题,最后构建一个评估乡镇政府公共品供给能力指标体系的总表。     

准联盟外交探析

准联盟外交是国家间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定基础上开展的安全合作,它具有隐蔽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此外交模式的运作不依靠盟约,而依靠领导人互访、口头承诺、非正式安全协定或对外援助.当获得外部战略资源与保持外交自主性在决策者心里达成一种平衡时,准联盟外交就会比联盟外交和中立外交更具吸引力.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中立国家还是结盟国家都推行过准联盟外交,这为中国开展准联盟外交提供了理论依据.     

公务·事务·劳务·职务——浅论贪污罪主体中的“从事公务”

根据刑法第382条和第93条的规定，贪污罪主体可以概括为国家工作人员、准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等三种类型，但无论以三种类型中哪种情况出现，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从事公务”，可以说“从事公务”是贪污罪主体的本质特征。     

美国对创意的法律保护方法

创意在今天某些产业尤其是娱乐业、广告策划业中是非常重要的。创意的这种重要性提出了保护的需求。美国法院已经探索用财产权方法、准合同或不当得利方法、合同方法、信任(秘密)关系方法、反不正当竞争方法和著作权方法来保护创意人的创意,这对我国的理论研究者、立法者和创意人均是一种有用的借鉴与参考。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问题分析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委会的运作经费由谁提供,提供多少,怎样提供的问题;一是建设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怎样反哺,怎样支持,怎样对接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指出农村公共品缺位的主要方面。提出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思路:广泛应用利益诱导机制,财政补贴机制,供给公共产品等措施。     

“为人民服务”的时代诠释——重读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尽管目前时局与任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为人民服务思想仍然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分析与判别当代社会是非的基本准绳。当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弘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对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     

村民自治的空壳化根源分析和思路探讨

村民自治自试行至今已经近20年,与国家的法律制度不断推进相伴随的却是“三农问题”的日益突出,我们看到,这一制度预期的目标确实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不仅可能遇到无法实现的矛盾,而且其自身的成长空间也愈来愈小。村民自治有自治形式而无自治内容,沦为空壳化的趋向须得到高度关注。而村委会组织的准行政化角色、现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缺陷、村委会职能与村民自治功能的有限性、农民流动等因素导致的乡村社会发展的空心化这一宏观社会背景是造成空壳化的四条主要原因。但在当前的中国只能实现这一制度,因此必须实现思路的转变,由政治维权转向组织农民,相应以能否促进农民生产生活的改善和新农村的建设作为村民自治形式的标准,创新村民自治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