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机关”的认定——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基于对“规制国”下权力控制与秩序保障的需求，美国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了行政机关的范围，并提出以权力标准作为适用门槛。法院在处理越来越多的合作治理、外包等现象所带来的问题时，逐渐将“行政职能”标准和“监管关系”标准确立为解决问题的判例法，并切实起到了控权、规制等客观功能。整体观察行政机关的认定标准，可以发现其存在从组织属性转向事务属性、从单方审查变为参与式审查的结构性变迁。我国关于行政主体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也可以借鉴这种思路。     

纪念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十周年研讨会发言节选

2019年12月8日国家法官学院与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办学十年座谈会暨判例法与案例指导制度论坛举行,本刊摘录几位嘉宾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     

《民法典来啦!》系列报道之一,总则编:开篇之作,权利只是起点

进入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再次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作为与老百姓“距离最近”的法律,民法典的实施,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其实施水平和效果,更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一个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和幸福生活。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的“落地”,不仅面临着大量的新旧法律的衔接适用问题,如何处理好民法典与其他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也是正确实施民法典的应有之义。最高法院于2020年12月30日完成了591件司法解释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并修改制定了第一批与民法典配套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但《民主与法制》记者梳理民法典各分编时发现,仍有大量的法律问题和操作细节需要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由此可见,民法典要在全社会落地生根,真正成为一部对群众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的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让法治中国行稳致远,尚需时日。     

改善我国刑法司法解释的新路径

我国目前的刑法司法解释存在立法化倾向,给刑事司法实践平添了诸多难题,而学界针对此提出的加强法官解释的种种主张,又因条件的限制而难以付诸实践。面对此种悖论与困境,提出了一种别样的个案解释方案,即办案法官在处理刑事案件适用刑法遇到疑难而向解释机关提出解释请求时,由解释机关就该案所涉及的疑难刑法规定作出的个别性解释。这种解释仍然属于有权解释,但它的机理汲取了判例法的营养,故它既有利于刑事法制的统一,也有利于发挥法官的能动作用,还有助于法院刑事审判系统的改革。     

对强奸罪最新司法解释的一点看法

2003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正式公布施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是否构成强奸罪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行为人明知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而与其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自愿,均应依照刑法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以强奸罪处罚;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此批复的积极作用毋庸置疑,无论是针对适应当前卖淫犯罪趋向低龄化的特点,还是在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罪刑相适应”的刑罚原则、避免客观归罪、维护刑法“…     

行政判例研究

来自不同法系的经验 ,正在使判例不属于正式法律渊源的传统看法变得不合时宜。判例的遵循先例规则在属于公法领域的行政法部门中较属于私法的民商法领域中更易生成并发挥作用。名为“案例”、实为行政判例雏形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依据《裁判文书公布管理办法》公布的裁判文书 ,已经对我国行政诉讼的展开与行政法学研究产生了实际影响。我国应正式确认判例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与地位 ,完善其形式 ,公布程序 ,制定具体适用规则 ,增加其数量 ,规范其种类。     

试析证券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的局限性

证券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的创新性和先进性毋庸置疑 ,但其存在的诸多局限性 ,仍然使受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司法救济。如前置程序屏障、揭露日和基准日的确定、揭露日前卖出证券不受保护、诉讼方式的限制等问题 ,亟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诠释、完善和解决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之立法与司法解释评析

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是长期困扰刑法理论界和司法部门的一个难题。国家立法机关和最高司法机关虽对其作过多次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但却仍然存在内涵不清、外延不明,难予认定的问题。为此,本文对历次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解释之得失进行了回顾、比较与评析,旨在为准确理解和把握本概念提供有益的思路。     

非法储存、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辨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刑法所规定的非法储存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与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罪非常相似，储存行为、持有行为、私藏行为很难区分，容易混淆。储存是指将枪支、弹药、爆炸物大量存放。持有是指公开拥有、控制少量的枪支、弹药。私藏是指秘密藏匿少量枪支、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