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百年"好汉山东"叙事

就山东的地域文化来说,占主流地位的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形象,体现着民间色彩的"好汉山东"形象却更为人们所认同、流传更广泛。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水浒传》的传播有着极大关系。《水浒传》不仅在"好汉山东"这一地域文化形象的建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也以其特色鲜明的英雄叙事传统,深深地影响了百年"好汉山东"的文学想象与书写方式。     

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的文化意蕴

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从文学创作角度去看,存在概念化、公式化的问题,是不可取的,但若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它的文化内涵却是很丰富的,它是我们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块独特化石。     

浅析韩国青春偶像影视剧创作的艺术特色

随着韩国青春偶像影视剧在荧幕上的热播,韩国影视摆脱了色情和"性"又一次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话题。这里,我们着重分析的是韩国青春偶像影视剧创作的艺术特色。韩国的青春偶像剧结合了青春剧、爱情剧、时装剧等不同类型影视剧的特点,完美再现了其影视剧创作过程中本土化定位、故事化叙事、唯美镜语和感性情结等艺术特色。     

“寻根文学”与未完成的民族叙事

寻根文学之于新时期文学的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它是知青作家的一次集体出场,也是民族叙事的一次续接。虽然寻根的文化内涵和审美属性与其宗旨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但置于现代性视野中看,它还是有着自身特殊的精神谱系和文学史价值。     

当前小说“求缺”刍议

世纪之交,作为反馈社会生活信息的小说创作,虽然仅是阶段性的文学插曲,却以它“自律性”的节奏,弹指着社会转型时代“世俗”社会的不和谐基调。由此,本文试图从误释的叙事操作、媚俗着读者感观、迷惑于轻质扬文等现象阐述自己的见解。     

当代犯罪隐语的修辞学考察

犯罪隐语不是独立的语言系统,它受全民语言的制约。犯罪隐语不仅利用全民语言的语法,借用全民语言的一部分词语,而且也使用全民语言的修辞方式。文章针对全国各地流行的犯罪隐语,考察了析字、藏词、比喻、借代、摹状、谐音、双关、用典、释义、婉曲等十种修辞方式和使用的情况,并指出通过修辞方式了解犯罪隐语的构成,是识别犯罪隐语的重要途径之一。     

“矛盾修辞”与文艺的悖论

“矛盾修辞”将两个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并使它们发生修辞上的联系。它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对比,而是使两个本来不可调和的事物所具有的特征相互渗透,相互溶入,通过对两者的综合,用两者的合力营造出一种全新的境界。它不仅在美学方面体现出一种雄健的审美趣味,而且在揭示自然和精神的真相方面表现出一种道德上极端残忍的清醒。作为表现手法,“矛盾修辞”使表现不可表现的内容成为可能;作为思想方法,它把意识活动引向常情常理不能达到的深处;作为创造手段,它开辟了一个充满悖论的统一世界。波德莱尔在其创作中惯常使用“矛盾修辞”。对“矛盾修辞”的探讨可以帮助我们廓清波德莱尔倡导的“深层修辞”某些方面的内涵。同雨果的“美丑对照”原则相比,波德莱尔通过“矛盾修辞”体现出来的美学理念无疑是一种深化和升华,它揭示深度的思想情感或思想情感的深度,凸显生活中固有的不可消解的矛盾和悖论,启发一种观照世事和人心的现代视角。     

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思考--以中国宪法为例

法典修改是一种修辞现象,又是一种言语行为,更是一种语用修辞活动。哈贝马斯规范语用学理论(言语行为双重结构论)与陈望道"修辞学的功用观"均对法典修改有积极意义。中国宪法文本修改这一修辞现象和言语行为表明,法典修改可作为语用学与修辞学"联姻"的一个中介。考察法典修改的语用修辞学理据,有助于推动政治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也有助于语用学、修辞学的发展。     

论后现代小说的叙事特征

在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之间,尽管并不存在像现代主义跟现实主义之间那样的明显"断裂",但其间依然显示了独特性。后现代小说在叙事方面显示出如下特征:对作品的复制与多重复制,融合事实与虚构、现实与神话、原创与模仿,消解文学不同类别和体裁的界限,叙述主体的"本体论"运用与戏拟式变换,不可靠叙述者大量出现。     

叙事·结构·意象与主题的完美统一——评J．D．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

文章主要探讨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叙事特点、情节模式和意象特征与主题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该书的主要魅力之一在于作家将小说的叙事、结构和意象等方面与小说的主题紧密结合 ,达到了完美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