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例学术史个案的考察－－兼谈《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的范式突破及启示

本文旨在通过对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的文本结构、知识资源、学术史价值等诸方面的考察 ,探求其对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范式突破意义及对当今法学界之方法论反思的启示所在 :1.勇于突破旧有研究范式的学术气魄 ;2 .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法律的精神 ,并强调法律与其他社会现象的相互作用的学术旨趣 ;3 .跨学科的思维进路与开放的学术态度。     

论中国司法传统中的文学寓意

一、文人知识与诗性裁判 “古代法学全都是诗性的，……古罗马法是一篇严肃认真的诗，是由罗马人在罗马广场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种严峻的诗创作。①”古代中国也不例外，文官治国的传统由来已久，士人治国是“学而优则仕”的应然之道，经邦济世乃是文人士子的最大抱负，而通过文官进行国家治理是传统中国的基本国策。     

民商法在中国古代法中的地位和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存在规范意义上的民商法,中国古代民商法是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封建保守法律体系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其在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中一直处于从属与次要的地位,民商法典始终没有从刑法典中独立出来,并且,民法与商法规范也是不加区分地混在一起.中国古代民商法律规范经历了一个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从民刑不分到民刑有分,从相对分散到相对集中的发展历程.     

古代法律如何惩罚盗贼

盗贼这个角色在我们的生活中耳熟能详。在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里，黎叔说他最看不起打劫的，“一点儿技术含量都没有”。为何？因为黎叔是“偷儿”，而“偷”里面可是大有文章的。不管是打劫的，还是“偷儿”，在古代，有一个词概括得好，叫“盗贼”。 盗本是“贼”，贼本是“盗” 在现代汉语词义中，“盗”这种行为通俗地讲就是小偷。可是，在古代却完全不同。严格而言，“盗”和“贼”是指两种不同的行为，古之“盗”多为窃盗之人；古之“贼”，皆谓强盗。在中国古代，经常用“贼”来称呼强盗；“盗”则不同，虽然有时它能够同时指称小偷与强盗两种人，但主要是指前者。古之“盗贼”只是偶尔才会指称盗与贼两种人；今之盗贼则往往既指称小偷，也指称盗贼。     

也谈慎刑--兼与陈松、熊建先生商榷

慎刑作为中国古代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经济发展和减少冤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慎刑主要针对的是死刑及笞杖罪以上的判罚,由于受各种因素制约,实际操作中很难达到预想效果。慎刑与恤刑有着本质不同,而且明代的厂卫制度也并非对慎刑的监督,而是司法审判制度的一种弊政。     

从古代法律对复仇的态度看情理法的冲突与调和

中国古代复仇有其坚实的制度理由和思想基础，从先秦即盛，但其对国家秩序亦有冲击，因而统治者少有明许明禁者，更多的是通过制度设计予以限制以化解冲突，这对我国现阶段司法处理情理法的冲突有值得借鉴之处。     

皇帝如何断案

“我们看古代法制，一定要一分为二，看到它在具体历史中的合理性，……皇帝定法、法自君出第一个积极影响就在于它能修正、补充正律规定的不足，填补已有成文法的漏洞。”“皇帝对法第二个积极影响是皇帝给古代法律提供了合法性来源，给予了法权威的终极解释。”“皇帝对法第三个积极影响是圣王贤君的模范守法会带动整个社会守法观念的巩固，从而大大降低犯罪率和社会的不稳定性，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但是专制总是会带来很多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法的产生与存在始终是以皇帝的权力为归依的，这就使得大量的法律资源是为君主而耗费或服务于君主的”。“第二个问题即是存在‘权大于法’的问题，使得立法，尤其是司法断案带有某种随意性。”“再一个问题就是……不可避免地出现守法与毁法交替行进的怪圈”。“这本小册子，关注的视角是皇帝的司法。”“皇帝与法是历史上法制体系最精辟的概括，古代法制在方方面面都体现了这两者的关系。皇帝的断案是皇帝直接走上政法第一线，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发展，展示了治理国家的‘治道’，它给我们提供了值得记取的历史经验，也留下了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     

命价 《藏族古代法新论》窥斑

书中＂命价＂制度的描述与反思弥补了某些缺憾,甚至就此一点我们便可说,＂我已窥见了藏域法制的一角＂。     

中国古代地方法制的功能结构与发展

为了统治超大型国家的需要,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结构。地方法制的存在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统一的法律与不同习俗之间的矛盾,是贯穿地方法制历史演变的重要线索。其发展的历史趋势是:中央对地方的控制由粗疏而越来越严密,地区性特别法成为主要形式。地方法制的规范化程度越来越高,省例的形成便是这种规范化的结果。同时,官府与民间的互动在地方社会秩序形成与维系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瞿同祖先生访谈录

<正> 1996年秋季,我们几个读法制史专业的博士生(胡旭晟、范忠信和我)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丁小宣在一同开始筹划“20世纪中华法学文丛”的时候,就决意聘请法律史学界的老前辈——瞿同祖先生来担任这套文丛的学术顾问。瞿先生有关法学方面的全部作品也在首批整理出版的选题之列。不过,虽然闻知瞿老在法史学界的大名已久,但对于瞿老其人及其治学的详细背景所知甚少,社会科学家辞典或者名人录一类的介绍显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