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非法讯问的受益者?--侦查讯问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是研究冲突对抗条件下最优决策问题的理论,将其经典模型“囚徒困境”与侦查讯问进行类比,可以建立讯问中警察与犯罪嫌疑人的博弈模型。在我国,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博弈遭到破解的主要原因是警察的合法讯问和非法讯问策略、犯罪嫌疑人的坦白和抗拒策略均存在严重的效用倒置,这也是导致警察选择非法讯问,而犯罪嫌疑人选择抗拒策略的主要原因。为倒正警察和犯罪嫌疑人策略的效用,必须建立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明确口供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完善非法讯问法律责任体系、消除认定事实对口供的依赖、提高强制措施的适用标准等。     

刑讯的法社会学思考

刑讯可能是出于逼供、惩罚或其他目的。在实务中,刑讯有一定程度的节制,绝大部分刑讯活动的实施既能达到刑讯的目的,又能不对被刑讯者造成严重的伤害。刑讯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权力,社会中对刑讯有一定的、非公开的制度性支持。刑讯中的“囚徒困境”是刑讯产生严重后果的主要原因。我国当前的条件使得实务中对刑讯有一定的依赖性,确立“沉默权”等措施对遏制刑讯的作用相当有限。随着我国执法机关执法模式的改善,我国刑讯逼供案件的发生会一定程度的受到遏制,但是从整体上讲刑讯不可能被真正杜绝。     

从“囚徒困境”看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囚徒困境”(ｔｈｅＰｒｉｓｏｎｅｒ’ｓＤｉｌｅｍｍａ)是 1950年由社会心理学家梅里尔·Ｍ·弗勒德、经济学家梅尔文·德雷希尔提出来的。它的内容是这样的 :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 ,分别在不同的屋子里被审讯 ,他们被告知 :①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后 ,各判刑五年 ;②如果两个都抵赖 ,各判刑一年 ;③如果其中一个坦白后 ,另一个抵赖 ,则坦白者被释放 ,而抵赖者被判刑十年。该情况可用如下矩阵表示 :囚徒Ａ囚徒Ｂ坦白抵赖坦白 - 5,- 50 ,10抵赖 - 10 ,0 - 1,- 1　　其中第一个数表示的是囚徒Ａ的支付 ,第二个数表示的是囚徒Ｂ的支付。在…     

“囚徒困境”视角下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分析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形势日益严峻，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囚徒困境”这一模型的现实表现。本文以“囚徒困境”这一理论模型及其最优策略为视角，分析了食品安全问题的深层次的原因，并据此设计出一种科学有效的调节利益结构的机制，去引导生产者、监管者、消费者基于理性人的思维作出合理选择。     

破解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囚徒困境”的七大抓手——以河北省为例

当今中国发展面临的一个待解之谜,就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工业化,陷入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囚徒困境”。破解这一困境,就要找准抓手、谋求实策,实现突破,即要将生态产业作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将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发展要素”;增强环保的“维稳促和”的政治大局观;走环境保护与产业转型“融合发展”之路;从区域“环境容量”视角推动协调发展;实现重点突破和“创新突围”;在“大开放”中实现生态产业的崛起。     

蒋介石的囚徒：一代名将孙立人

2010年11月21日,经过多年努力争取,一代抗日名将孙立人在台中的故居终于改建为孙立人将军纪念馆,来自海内外逾两百名孙立人旧部、亲属和台中市市长胡志强共同出席开幕仪式。此刻距孙立人将军逝世。已经过去整整20年。     

“囚徒困境”套住了气候谈判

钱平广在《环球时报》上发表文章分析说,“囚徒困境”理论中,两个嫌犯被关押在不同的房间接受调查。如果两个人都坦白交代罪行,那么两个人都将受到严厉惩罚;如果两个人都拒不交代——实际上是相互勾结——也将受到惩罚,不过惩罚可能较轻。但是,如果其中—个人坦白或者背叛（供出另外一个人的罪行）,那么可能会得到最轻的处罚。     

生产力发展与资本的"囚徒困境"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其生产目的是实现价值的增值,也就是获得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在提高,平均利润率则呈现为不断下降的趋势,实际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最终必然归于零利润.那时,资本发展的极限就到来了.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由资本主义自身所特有的机制促成的.竞争的外在压力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超额利润的内在动力,驱使每一个资本家都积极主动地提高个别生产力,最终却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普遍提高.这一典型的"囚徒困境",是资本无法摆脱的一种历史宿命,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并决定了它的历史性和暂时性.     

一夜情的囚徒困境

不谈道德伦理,我只想从单纯的博弈角度来论证“一夜情”为什么靠不住。     

社会价值取向和任务特征对大学生合作行为的影响

以大学生为被试,以囚徒困境为任务,合作指数为任务特征,采用2×5混合设计,探讨社会价值取向和任务特征对大学生合作行为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社会价值取向和合作指数对大学生合作行为的交互影响显著,在合作指数一定时,亲社会型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的平均合作率显著高于亲自我型的个体,亲社会型社会价值取向的个体的平均合作率随着合作指数的提高而显著提高,而亲自我型的个体没有显著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