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新中国成立初期健康促进的实践探索与历史经验

人民健康是国家富强和民族昌盛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针对人民健康面临的主要威胁,广泛动员和协调各种力量协同参与到卫生健康事业建设中,很快扭转了"疾病丛生、缺医少药、人民体质极度低下、保障制度缺失"的严峻局面,中国的卫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回顾与研究这段时间多元主体协同推进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历史与经验,有助于健康中国战略的进一步推进,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     

德国民事强制执行法律制度浅窥

德国的强制执行制度作为其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具有悠久的历史。虽然至今德国还没有一部独立的强制执行法,但关于强制执行方面的法律制度在其民事诉讼法中作了十分完备的规定。同时,德国关于强制拍卖和强制管理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33亿美元外资涌入中国房市

国家要保证国有股东在国民经济基础性和支柱性行业中的上市公司处于控股地位,所以,国有股的减持应该不会成为大量而普遍的现象     

关于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思考

在行政诉讼中增设简易程序符合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原理,适应国民心理和当前现实的需要。并就此提出几点设想。     

新加坡的思想政治教育

新加坡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境内具有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道德价值观,为此新加坡政府注重统一国民思想,共同致力于发展。他们以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国民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心理上认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并在这一旗帜下为新加坡而奋斗。每当国庆、元旦、华人春节等重大节日,都反复重申国家意识这一立国之本。1991年,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此后,学校、文化团…     

构建国民内心和谐的有效途径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的终极意义就是要提高国民幸福总值：国民幸福总值的增加，一方面,要靠政府的善治来提供外在的条件、环境和空间，让和谐社会作为国民幸福的根基；另一方面，更要靠我们同民个体构建内心的和谐来获得。所谓内心的和谐（主观幸福感），就是指人的主观感受对于外在世界的反映达到一种协调，表现为满意，进而产生和谐、愉悦的感觉。内心的和谐往往是物质与精神的协调统一，是国民个体主观感到的内在与外在的和谐。而若想构建内心的和谐，就必须在明确影响国民内心和谐的三大心理要素即个体的性格、认知、情感的基础上，调整好国民的心态，让国民正确看待社会，努力培养国民的健康人格，从而尽可能让国民拥有更多的幸福。其具体构建内心和谐的途径有三点。     

七情致病及证治初探

历代不少著名医家著书立论或临证施治,大都涉及七情。认为“于病之最深者,莫如七情。”本文着重就七情致病的广泛性及证治特点作一初探,不妥之处祈望同道指正。 一、七情所伤是引起内伤杂病的重要成因     

论国民参政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地位与作用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抗战时期是中国政治民主进程的转折时期,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契机。国民参政会为动员人力物力,支援抗战,协助政府推进经济建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论刑事法律全球化时代的"国民不引渡"原则

在刑事法律全球化日趋成为一种发展趋势的今天,如何有效地进行国际刑事司法合作,消除合作中的羁绊,已经成为国际刑法需要认真探讨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从保护本国国民的利益出发,不将在外国犯罪的本国国民交给外国审判,或者不让本国国民在异国他乡的监狱中服刑,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国家的做法.但是"国民不引渡"给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难以克服的障碍.因此,新形势下采取新的立法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