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的定位逐渐清晰,"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四核心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大湾区内部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治理参与主体协同性不强、创新要素未能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形成等问题。如何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是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以及网络协同创新等方面厘清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可以形成跨境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建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2020年就要到了,我在首都北京向大家送上新年的美好祝福!2019年,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高质量发展平稳推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全国将有34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1000多万人实现脱贫。嫦娥四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雪龙2号首航南极,北斗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5G商用加速推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这些成就凝结着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建设的背景下,三地不断达成新的环境治理合作协议,并组建了联合会议、联络办公室和专项小组。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协议执行主体和执行标准不统一、协议执行力弱、执行手段和执行能力差异大、执法合作限于局部性和间断性。在当前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细则、成立环境执法协调委员会、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     

金利——制造名镇、人文之城

金利镇,位于广东省中部、肇庆市高要区的最东端,毗邻广佛、远眺珠江,是粤港澳大湾区一块得天独厚的宝地。总面积16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约20万,历来是商贾云集、物阜民丰之地,素有“五金之乡”、“龙舟之乡”的美誉。“十三五”时期,金利镇紧抓“双区驱动”“双核联动”重要发展机遇,全力全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致力建设广东省汽配五金化工特色专业强镇,实现新跨越。     

府际治理:构建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型府际关系研究

网络型府际合作模式有利于解决新时代背景下城市群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诸如衔接不力、各自为政、合作乏力等问题,对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府际治理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主要表现为行政区划的复杂使协同治理面临盲目竞争的挑战,区域合作层级较低使区域协同治理面临挑战,政治、行政架构与法治体系的差异带来了诸多挑战等。粤港澳大湾区网络型府际关系的构建,需从借鉴国内其他地区相关经验,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管理和协调机制,发挥地区特色,构建理想愿景等方面着手。     

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研究

养老服务业协同发展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深层次融合,保障老年人养老权益的实现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在资源禀赋方面存在互补关系,且三地政府也注重在养老服务领域开展合作。但当前的合作中存在着发展水平较低、制度间协调不足和专门合作机制缺位等问题。在协同发展理论指导下,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业合作的重点是打破发展过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对此建议制定协同发展规划、创新协同治理机制、提升养老服务法治化水平和加强新兴养老服务领域合作。     

粤港澳大湾区立法协同机制探讨——基于京津冀和长三角的立法协同经验

京津冀和长三角各自探索出了不同的立法协同模式,粤港澳大湾区的法制一体化可以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包括:组织上,以立法工作联席会议为主,辅以大湾区立法协同机构;程序上,先起草示范法,再变通为地方性法律规范;策略上,从具体领域着手,先易后难;重视利益补偿和公众参与。但大湾区内存在双层多元立法权并立和多级多元利益冲突,这决定了大湾区的立法协同机制设计要比京津冀和长三角复杂得多,且有其自身特色。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可以通过大湾区的立法协同,尤其是技术性协同,消解因制度鸿沟、资源差异和利益竞争而形成的内在张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巡礼·暨南大学专版百年侨校助力湾区建设

暨南大学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及暨南大学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广东省有关粤港澳大湾区的决策部署,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等文件精神,专门成立了暨南大学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设立“校湾区办”作为助力落实湾区工作专职机构,取得了显著成效。     

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香港青年融入国家发展

人心回归是港澳回归的核心,受制于原有制度设置,香港青年难以共享国家发展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港澳与内地的合作不断深化,但与资金的自由流动相比,劳动力流动受限,加以港澳产业高度化后所能提供的新增就业机会有限,特别是青年群体面临生活压力与就业机会减少的双重压逼,原有缺乏交往的制度限制以及敌对势力的有意引导,不利于港澳地区的稳定以及人心回归。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战略就是融合港澳地区与内地的优势,以香港青年融入为先导,通过制度创新推进面向青年人的"普惠制",让香港青年全面参与国家建设,推进人心回归,实现港澳与国家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