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治理助力疫情危机后的高质量减贫

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减贫工作面临着市场化增收手段效率下降、脱贫攻坚项目需要调整及疫情重灾区返贫压力加大等潜在风险,亟需通过大数据治理等技术性手段来转危为机。从现有经验来看,我国减贫领域的大数据治理体系已经取得了四个重要突破,一是跨部门的横向信息组网已初步完成,二是部省市县的四级纵向信息系统基本定型,三是大数据信息核对能力有了大幅提升,四是新型技术手段在大数据治理平台中得以广泛运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国应当针对当前大数据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六个问题,以信息的全域性、精准性、即时性和应用性为建设目标,努力通过明确数据参数、建设区域性"政务云"、省级垂直管理、优化信息安全、推进新技术使用、提升立法层次、鼓励省际对接、保障人员稳定、开发沉淀数据等九个方面来完善各地的大数据治理体系。     

地球进入重启模式!

全球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已从单一的隔离防控转向寻找防疫和经济发展的平衡点。对于全世界来说,这是不得已的重启。排队进入帐篷进行检查,在确认没有发烧或者其他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以后,戴着口罩的莉迪娅·托比得以进入车间。这是当地时间5月4日清晨6时,在美国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市一家猪肉加工厂的情况。此前,该厂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者达到了800多人,工厂关停两周。     

“扬荣抑耻、辨是断非”大家谈

今年3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看望出席全国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的委员时强调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并提出了“八荣八耻”的要求。胡锦涛同志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指明了我国当前历史阶段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基本道德规范，揭示了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为在全社会弘扬真善美、摒弃假恶丑，推动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指明了方向，是党领导全国人民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指导思想。为深入学习和贯彻胡锦涛同志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本刊约请社会各界人士对社会主义荣辱观进行了笔谈，同时整理了相关部门领导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他们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抒发了自己的见解。     

“十一五”期间推进上海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若干思考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上海“十一五”期间，要推进政企、政资、政事、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实行管办分离，理顺政府与行政执法类、社会公益类和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的关系，将一部分专业行政管理部门和事业单位转为提供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的具体思路，为进一步推进上海事业单位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政府大事记（7月16日至8月15日）

7月13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国家民委主任李德洙、自治区党委书记储波、自治区主席杨晶等领导的陪同下,先后到满洲里、呼伦贝尔、呼和浩特等地,就加快西部大开发、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考察调研。7月16日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一行视察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并对该校区的建设给予高度评价。自治区副主席连辑陪同。     

WTO与治理视野中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在全球治理变革和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式下 ,政府将进行重大变革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将发生很大的变化 ,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都有利于第三部门的发展。但是我国第三部门却在静态特征和动态运行上都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因此要在治理与善治理念的指导下 ,加快第三部门的发展 ,推动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转变 ,促进政府善治的实现     

同种数罪处罚原则新说

数罪并罚问题无论是在刑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同种数罪该不该实行并罚更是刑法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目前 ,在司法实务中 ,大多是把其作为一罪从重处罚的。笔者认为 :同种数罪也是数罪 ,将其实行并罚制更有利于打击犯罪、体现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来看也更具科学性。     

推动区域各国减灾协作——中国-东盟防灾减灾研讨会采风

5月23-25日,由民政部主办、中国-东盟合作基金会资助的中国-东盟防灾减灾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灾害管理部门的官员和专家,以及有关国际组织和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共60余人参加会议。各国代表围绕灾害综合风险管理、监测预警预防技术和区域减灾合作3个专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博诚印刷厂召开职代会组长联席会议

日前，海淀区劳动、工会、建委、公安四部门联合成立了2个执法检查大队，对27个重点工地、37个重点劳务公司和去年发生过拖欠工资现象的劳务公司进行了重点检查。     

侦查讯问制度与对抗制庭审制度之价值协同问题研究

侦查讯问具有结果价值和程序价值。这两种价值的不同追求决定着侦查讯问的诉讼结构,而且该结构一般与庭审方式保持了相同的理念运作。然而从我国1996年刑诉改革以来,对抗制特色庭审方式与强职权侦查讯问方式存在着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以至司法实践中两种制度难以对接运作,问题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