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婚变”：重财轻情

过去的10年中．人们对待婚姻和家庭的态度正在悄然改变．离婚率连续10年递增、女性主动提出离婚的占比增加。婚姻这一最为严格的社会和经济契约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呈现出更为脆弱的趋势。这既与女性的经济独立程度、婚外性大大增加、社会舆论压力减弱等相关，也能从婚姻功能的变迁中窥探到一些端倪．     

一场婚变，三场官司

那天，两人在法院门口做了最后的道别。相爱时的一幕幕。与现在的凄凉交织着。那根原本将他和刘芳牵到一起的红线。竟然就这么轻易被剪断了，此刻。只有自己才能听到心碎的声音。     

著名书商婚变大战 血溅亲人几多痛与悔

2008年4月29日,被誉为“民间出版第—人”的北京著名书商贺雄飞,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一审以重婚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6个月。然而,谁能想到,这起普通的重婚案从妻子上告到一审判决,经历了4年时间,其间更夹杂了复杂的爱恨情仇和一起本可避免的血腥惨案——     

有感于“干部婚变须申报”

新年伊始,北京市委出台规定,副处级以上干部婚变必须向组织进行申报。此举目的在于对领导干部的婚姻状况及配偶、子女进行监督,防止腐败问题发生。刚刚闭幕的中纪委七次全委会也针对目前存在的干部生活腐化问题,提出了广大党员干部     

上市公司股东“婚变”的杀伤力

案情简介 黄女士是一名德裔华人,曾经长期居住在德国柏林。她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并育有一子。苏先生是国内某高校的一-名教授,也曾有过一段婚姻,并育有一子。1998年,前往柏林讲学的苏先生结识了黄女士。2003年,黄女士被一直向她示爱的苏先生所打动,于2004年年初,放弃了在德国优渥的工作,与苏先生回到国内。同年5月,两人在北京领取了结婚证,并选择在北京定居。不想,由于双方性格不合,他们于婚后争吵不断。2006年12月,苏先生搬离了他与黄女士的居所。     

儿女婚变与算“账”的父母

为了让儿女结婚生子，父母往往出钱出力，甘愿倾尽所有。而当儿女的婚姻出现问题，最终走向解体时，做父母的甚至比儿女本人更加伤心伤神。这也是财产与情感太过纠缠的结果。     

中国古代婚变中的妇女保障及其司法特点

崔兰琴在《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撰文认为，中国古代包括许多种类的婚变肇因，而不同婚变肇因中的妇女保障内容也各不相同，形成强制和意愿并举，道德、伦理、习惯、协调和诉求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处理方式。国家对婚变纠纷的立法考虑和司法处理，具有限制男子出妻、兼顾弱势妇女利益的特点，体现出过错、无过错和折中主义的原则，     

从“伦理”到“权利”——兼论农村青年婚变的影响机制

作为改革启动后中国乡村社会中的重大社会事件,进城务工对青年农民的生命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社会流动作为农村青年婚变的结构性背景,为农村青年婚变逻辑的转变营造了土壤。从伦理本位到权利本位的生成、转向与演变,既是当前农村青年婚变的基本逻辑,也是当下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与农民价值观念转变的主要趋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的群体婚变

陈独秀、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郁达夫等，都堪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闯将和先驱者，他们当时不仅向封建文化发起了冲锋和斗争，同时也将斗争的锋芒直指自己的婚姻，大胆地去在婚姻外寻找的爱情，然后离异或“冷藏”原配，重新组建家庭。     

李肇星讲述外语逸事

北大老校长蒋梦麟的第二任太太陶曾谷于1958年病逝，时年已七十有五的蒋梦麟动起续弦的念头，欲与某将军的前夫人、49岁的徐贤乐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