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务过失的刑法惩处不必重于普通过失

业务过失的刑法惩处重于普通过失是传统过失犯领域中的铁则,但业务范围的持续扩张使得业务过失与普通过失的边界不清,这造成了这一铁则在司法适用上的异议。更为关键的是,这一铁则的正当性在遭受批判后,为之辩解和反驳的观点始终给不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业务过失(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类型,但我国刑法未遵守这一铁则,立法者根据现代业务过失(犯罪)的特点作出了契合我国实际的规定,这使得它的法定刑轻重有度。因此,以这一铁则为标尺来评判我国刑法中的业务过失(犯罪)规定并不妥当。并且,业务过失的惩处重于普通过失不是我国业务过失犯罪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     

论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

国际投资中的国家责任问题主要涉及国际投资的法律保护问题 ,如对外国投资和投资者的待遇标准、国有化或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另外 ,还涉及特许权协议、拒绝司法、外交保护等问题。就外资待遇而言 ,发展中国家应根据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双边投资保护条约中慎重承诺。笔者通过对国有化问题的分析 ,认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承担的国家责任不是传统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 ,而是一种“合法行为引起的国家责任”。关于特许协议 ,笔者认为它是国内契约。此外 ,在国际投资中 ,还涉及因污染转嫁而产生的国家责任。     

中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描述、追问与评价

我国刑法中的目的犯可以分为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非典型的法定目的犯和非法定目的犯,本文主要研究典型的法定目的犯问题.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笔者进行了全样本的深层次追问,并且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于我国刑法中的典型的法定目的犯之立法的总体评价.     

如何识别真伪病犯

本文所谓之“病犯”,是指在看守所羁押的、患有疾病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笔者从事看守所医师岗位七年多,见过不少形形色色的病犯,其中不少是假病犯,如不加以识别,就会给伪病者有可乘之机。现本人就如何识别真伪病犯谈几点认识和体会,以飨同行和公安监管工作者,起抛砖引玉之用。一、伪病的几种类型及“病因”(一)畏罪型一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犯罪嫌疑人确有重大罪行,且自知罪重,可能被判处重刑甚至极刑,自感前途渺茫,为逃避打击,寻求生路,而装病出逃。2002年9月,我所收押的犯罪嫌疑人聂某,刚入监时给他作了健康检查。关押一周后,聂…     

论组织犯及其刑事责任

组织犯是位于实行犯的背后,实施组织、领导、策划和指挥行为的幕后者,其对实行犯实现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具有“支配或控制”作用,因而具有正犯之性质;也正是这种“支配或控制”性要素的存在构成了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正当性根据。鉴于我国立法和对组织犯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及范围不明确,司法实践状况比较混乱,应以“支配或控制”要素的有无和“支配或控制”力的大小为根据,确定组织犯刑事责任范围和程度。     

转化犯若干问题探析——以转化型抢劫罪为视角

转化犯为我国刑法所独创的犯罪类型,具有立法实践在先、理论研究在后的特点。转化犯与准犯、结合犯、牵连犯的内涵均不相同,不应将其与此三个概念混同起来。转化犯的成立条件包括前提条件和必要条件这两个方面,应当以转化后之罪的既未遂标准来判断转化犯的既未遂问题。     

从我国犯罪概念的定量性探析犯罪未遂问题——兼谈知识产权犯罪未遂形态

根据我国犯罪概念含有定量因素的特点，数额犯和情节犯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由于知识产权犯罪均属于数额犯或者情节犯，故知识产权犯罪不存在犯罪未遂形态。     

内地与香港监管制度的比较与思考

在“一国两制多法”的格局下，内地与香港之间在监管机构设置、监管目标、监管方法、组织押犯劳动和学习、减刑与假释制度、释后就业等方面既有共同点，也有明显的区别.内地的监管机构设置科学应予以肯定，香港的减刑、假释制度的合理因素有借鉴的价值，如果实行“严判宽执行”的刑事政策将更切合现实情况。     

情节犯若干问题新探

情节犯之情节仅指定罪情节,并不含有量刑情节。区分情节犯中的定罪情节和一般的犯罪情节, 及如何区分情节犯和一般犯显得相当重要。情节犯之情节的含义应当是指能够体现行为的客观危害性和行为人 的主观恶性的一切法律事实,其是犯罪构成的要件,同时又具有不同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