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评罗章龙与中共历史上三次"左"倾错误的关系

罗章龙在面对"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时,能够结合自身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分析"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根源、本质与危害.但是在反对李立三"左"倾错误中,罗章龙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要求完全改造中央,并且发展与王明的宗派斗争,走上了宗派主义的错误道路.两派最初是在思想领域内围绕如何解决李立三"左"倾错误、如何改组中央领导机关出现分歧,但随着矛盾的不断升级及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介入,思想斗争演变成为政治路线上的斗争与权力斗争,并直接导致罗章龙走上了另组"中央"的道路.罗章龙对纠正"左"倾错误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不顾党的组织原则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严重的损失.     

干部制度在创新中解难题

近几年来,浙江省各级组织部门,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坚持党的干部工作路线,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干部任用条例》和中央“5+1”法规性文件为依据,在改革中理思路,在创新中解难题,致力于创造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用人机制,将一大批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齐心创建“文化大省”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西省高速公路路线命名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 《江西省高速公路路线命名方案》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黔东南苗族迁徙路线考

本文以苗族民间文学、民族学、语言学资料为依据，充分结合有关汉文献研究认为，黔东南苗族从淮阳丘陵出发，经江汉一带，到达洞庭湖附近，一部分沿湘、滞、资水而上，到五岭西部，顺江而下或经陆路至都柳江下游，再溯江而上，到达黔东南；一部分沿沉江、清水江而上，到达黔东南。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以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建设和谐文化、完善社会管理、增强社会创造活力,走共同富裕道路,推动社会建设…     

报喜说忧及其它

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政府换届，举世瞩目，群众必然会有许多企盼和期望，也难免有所猜测。猜测(猜测中含有企盼)的重点之一就是刚选出来的总理他将怎样施政。他有着怎样的个性和行事风格?     

本月党史一日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大会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12名代表及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代表全国5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出席大会。     

一代名将蔡申熙——纪念蔡申熙诞辰100周年

在张国焘晚年写的《我的回忆》中,对中共领导人多有诋毁。只对两个人始终保持敬意,大加赞赏。这两个人一个是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另一个则是蔡申熙。徐向前的名字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而蔡申熙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还很陌生。 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这样写道： “蔡申熙同志是红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鄂豫皖红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具有战略家的胆识和气度,而且在历次战役战斗中机智果断,勇猛顽强,因而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高的威望。”     

瞿秋白拒绝宋希濂劝降就义始末

1899年1月29日,瞿秋白出生于江苏常州城的没落书香人家。1921年9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和张国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7月“八七”紧急会议上,时年28岁的瞿秋白为三名常委之一,受命主持中央工作。后因受到王明及其后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夫的排斥和打击,于1931年后退出领导岗位,成为党内无职务又不领津贴的“白丁”。1934年2月初,瞿秋白离开上海到达中央苏区瑞金,协助徐特立主持苏区教育事业,很有成绩,但是遭排斥的境遇并没有改观。1934年10月中旬,中央苏区“三人团”决策苏区战略转移,8万红军由博古和周恩来率领北上,开始长征,留下2…     

千呼万唤始出来 犹抱琵琶半遮面——试论朝鲜近期经济改革

自今年7月起，朝鲜推出一系列经济变革新举措，但这些举措并非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是“引进市场经济”。这些变革并没有触动朝鲜现存的经济体制、经济路线、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等宏观经济层面，更没有改变阻碍其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而是把变革的重点放在了分配领域和经济管理层面。它虽然在分配领域改变了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配给制，但在生产、投资领域却依然保持着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因此，朝鲜的这一经济变革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进行的，只是微观经济领域的一种调整。朝鲜最高当局推行经济变革的“底线”是不能损害更不能危及其现存政治体制的安全和政权的巩固。当改革使最高当局的“危机感”消除之后，改革有可能刹车，甚至可能转而强化全民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