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从顺、张子权父子:英雄的血脉在流淌

“还在忙吗?”“看见信息回我一下,担心。”“女儿想你了,哭着找爸爸。”……千里之外,妻子的呼唤通过微信一声接着一声,却再也没等到丈夫的回答。在侦办“11·04”跨国跨省区重大涉疫拐卖妇女案件中,张子权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夜以继日与犯罪嫌疑人较量,终因劳累过度在办案途中猝然倒地,经抢救无效,于2020年12月15日19时英勇牺牲,生命定格在了36岁。     

关于加强县(区)委党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党校(行政学院)是党领导的培养党的领导干部的学校,是党委的主要部门,是培训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主渠道,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阵地。做好新时代党校(行政学院)工作,关键在于坚持党校姓党,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党校教师作为我们党直接掌握的一支教师队伍,是我们党一支不可多得的理论力量,其师资队伍建设情况对党的干部培训事业具有重要影响。如何塑造党校党员教师的形象,当好党员干部精神高地的"布道者"和"熔炉工",做一名合格的党校教师,是全体党校党员教师要认真思考、积极践行的。     

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现状、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新要求,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也就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发现新时代青年的英雄观呈现"总体基本一致,以主流价值观为主""由多维构成,最认同道德品质和做事风格""基本具备情感和动机功能,具有榜样示范价值"的现状,以及"民族性""革命性""时代性""平民性""现代性""娱乐性""多元性"七个特征,并明显受到家庭、学校、社会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影响。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多方重视针对性提高家庭教育的功能、全方位提升学校主阵地教育功能、高效发挥媒体融合的优势互补作用、努力拓展影视作品价值引领功能等四项建议,以期引导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的英雄观。     

国家政治安全视角下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路径

国家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处于国家安全体系中的至高层次和根本地位。境外非政府组织作为在境外成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社会组织,选择在开放的中国开展活动,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来华活动动机不纯,企图传播西方政治理念,开展影响我国政治安全的活动。新时期,防治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必须进一步完善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律法规,把好"合法性准入"关,做好资金管控工作,健全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构建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完整信息数据库和大数据预测预警分析平台,最终实现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规范化发展,确保国家政治安全。     

“两区”制度型开放的创新实践

我国制度型开放顺应全球化发展潮流，北京“两区”建设是我国新一轮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抓手。北京将“四个中心”功能有机融入“两区”建设当中，进一步发挥其在京津冀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的创新红利。北京作为我国制度型开放的先行先试试点城市，负有引领地区经济走向高水平开放道路的重要使命，在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中，不断聚集有利要素，建设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协同创新系统:基于规划纲要的视角

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大湾区建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大湾区四大核心城市的定位逐渐清晰,"一国两制、三关税区、三法域、四核心城市"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标志性特征。然而,大湾区内部仍然存在体制机制创新不足、治理参与主体协同性不强、创新要素未能自由流动和区域协同创新网络尚未形成等问题。如何避免城市间的恶性竞争,实现优势互补,建立更加有效的协调发展机制是大湾区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通过梳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制度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创新、要素协同创新以及网络协同创新等方面厘清大湾区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可以形成跨境区域协同创新系统的理论与实践建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二〇二〇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2020年就要到了,我在首都北京向大家送上新年的美好祝福!2019年,我们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行。高质量发展平稳推进,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将接近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将迈上1万美元的台阶。三大攻坚战取得关键进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按下快进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全国将有340个左右贫困县摘帽、1000多万人实现脱贫。嫦娥四号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长征五号遥三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雪龙2号首航南极,北斗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5G商用加速推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这些成就凝结着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     

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研究

粤港澳三地在环境治理合作方面有着多年的经验,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建设的背景下,三地不断达成新的环境治理合作协议,并组建了联合会议、联络办公室和专项小组。尽管如此,粤港澳大湾区的环境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环境合作协议执行主体和执行标准不统一、协议执行力弱、执行手段和执行能力差异大、执法合作限于局部性和间断性。在当前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过程中,应通过制定统一的环境行政执法标准和细则、成立环境执法协调委员会、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等措施,来优化粤港澳大湾区环境行政执法合作。     

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的区域空间与制度建构: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和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发展的新实践。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存在不同社会制度、法律制度的制度差异性和不同关税区的空间异质性,使其广域的治理体系建构面临挑战。从"区域主义空间"理论和多层级治理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不只是产业聚集、技术外溢和区域创新所自然演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导的、在一个新的特定区域空间尺度上展开集体行动的多层级治理框架。地域性治理和功能性治理是多层级治理框架下粤港澳大湾区的两种治理类型,其有效治理的关键在于达成制度性集体行动。新制度主义理论认为,区域治理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达成主要依赖两种类型的区域制度,即工具性制度和"身份提供"制度。因而,粤港澳大湾区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实现区域治理类型和区域制度类型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