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外挂"的定性、分类及法律适用问题

外挂常见于网络游戏作弊器、刷单软件、抢票软件等.司法实践中,对外挂的定性、法律适用存在认识不清、经验不足等问题.外挂可分为辅助型外挂和作弊型外挂、依附型外挂和独立型外挂两类.外挂定性争议的原因在于:技术人与法律人对专用名词、专门问题的理解存在不对称性,刑法罪名、司法解释规定、罪状描述上存在不对称性.只有对外挂涉及罪名有准确理解,才能对其行为正确定性和适用法律.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事实、价值、困境与展望

通过加强选举监督与提供选举指导,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在推进基层民主选举与民主治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发展,我国的基层选举观察员制度也逐渐从点及面,从一个省的试点到多个省的推广、从省级一个层级的推动到省市县乡多层级的联动、从乡村独有到城乡都有,日益成熟和完善。但受制于特定阶段的认知、技术、体制等条件的制约,其在制度实践中的问题和限度也逐渐显现出来。观察广度与深度的限度、观察的独立性限度、观察的技术性限度、观察点的样本性限度、观察的持续性限度以及观察的制度化、规范化限度等,制约着其应有结构功能的发挥和拓展。因此应从法律技术、选聘技术、观察技术、考核技术、监督技术等维度推进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立破并举 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实施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和愿望,必须根治道德领域长期存在的各类问题。     

私密还是透明：智慧社会的隐私困境及其治理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向社会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日益成为透明的社会。透明社会的人们处于"裸奔"状态。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的担忧,我们还有隐私吗?除了我们所担忧的信息泄露、隐私被侵犯以外,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那些拥有技术优势的大企业与政府组织可以以非常隐蔽的方式来控制个人隐私。不同于传统的物理空间,智慧社会的网络空间是一种虚拟现实空间,这意味着我们需要调整对隐私的认知,在智慧社会中公与私之间的边界发生了迁移。在此基础上,我们要通过技术上防范和与智慧社会相适应的制度建构来维护隐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