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出乡村振兴新气象

选人、引才的过程,也是对农村民意全面收集,对重点矛盾纠纷全面排查化解,对上届“两委”工作全面检验,对农村干部人才全面梳理的过程。破解部分乡村长期存在的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两张皮”问题,基层党组织全面引领农村党务、事务,夯实了党在农村基层执政基础。     

不断增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底色成色

长春市二道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工作部署,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践行初心使命的必修课,有效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群众的烦恼事,重点项目完结率92.7%、具体实事完结率94.86%,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坚持责任导向系统设计,重主动行动抓动力。坚持把实践活动作为强化组织作用、密切党群关系、巩固执政根基、助力社会治理的根本途径和有效载体。     

多举措加强队伍建设 切实提高政协委员履职能力

人民政协在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对政协委员强化责任担当提出要求,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委员职责。     

实现人民至上与法治政府建设更好地结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于全党统一思想,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征程中奋勇前进,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决议》提炼和总结的十条历史经验,是我们党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它既是百年奋斗历史的科学总结,又是我们党在新征程中接续奋斗必须遵循的科学指南。     

手段偏差与目标替代：制度逻辑视角下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困境

绩效评估是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成效考核中新兴的政策工具,旨在推动服务的优化及深化。目前,绩效评估政策的落实成效与理想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政策实践并不一定回应治理需求,导致绩效评估出现困境。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组织场域中,存在不同组织的多重逻辑交叉作用,由于不同制度逻辑而产生的组织行动偏差导致了最终绩效评估中政策目标替代的生成。针对当前的绩效评估困境,应从统一标准兼具适度灵活、多元参与讲究审查有效、实现奖惩保证结项立项联动三方面进行优化。     

聚焦五大能力建设,不断推动新时代柳州青年志愿服务事业创新发展

柳州市青年志愿服务工作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志愿服务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推进志愿服务制度化为统领,聚焦"组织动员、实践育人、服务大局、能力提升、文化引领"五大能力建设,在疫情防控、大型赛会、生态环保、扶幼助残、脱贫攻坚、城市治理等众多领域中凝聚力量,以青春实践实现创新发展,全面服务共青团改革。     

面向整体政府的职权法定原则更新

整体政府改革下出现的新型行政权主体与行政职权再配置活动难以符合职权法定原则所提出的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和权力行使范围法定两大子原则的要求，职权法定原则与整体政府改革直接发生冲突。冲突的成因是宪法意义的行政主体与行政法意义的行政主体适用情境错置所造成的职权法定原则变异。四层次行政主体说将权力行使主体法定原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政府层面，通过完善行政组织权理论，将权力行使范围法定原则转化为行政授权合法说，职权法定原则得以更新，整体政府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从理论上可以得到化解。     

重视房地产政策的社会属性——海外学者眼中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及政策

房地产属于社会领域而非经济领域,如果一定要将其视为经济领域,也是社会属性极强的经济领域。在解决居民住房问题上,新加坡政府的成绩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新加坡成立建屋发展局,通过政府主导落实组屋政策这一基本国策,与时俱进满足人民住房需求,并以组屋为平台提供公共服务,进行国家管理,做好社会建设。组屋政策实现了“居者有其屋...     

以"三个地"的担当作为确保"两手硬两战赢"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当前,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做好我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既是测试党员干部初心使命的赛场,也是锤炼治理能力的战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扛起使命、经受考验,充分发挥责任担当之勇、科学防控之智、统筹兼顾之谋、组织实施之能,把中央和省委各项决策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以“三个地”的担当作为确保“两手硬两战赢”。     

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