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收入平等的制度基础:主体行为的视角

制度广义上包括个体的思想意识和政府的政策规定。缓解收入不平等,既应注重微观个体的意识重构,又应侧重政府层面的政策设计,因此,从主体行为的角度分析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一种涉及制度基础的、追根溯源式的创新性尝试。文章的观点是:第一,缓解收入不平等应遵循一种“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即经济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和可获得的资源禀赋,去实现自由发展;第二,在不同收入阶层中,低收入者既应合理地看待不平等现象,又应通过积极努力以实现向上流动;高收入者则应有效地降低社会阶层间的心理割裂,同时又应主动地补偿低收入者的资源耗损;第三,政府应设计并遵循“合理有效的平等机制”,应搭建经济个体充分发挥资源禀赋的发展平台。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十余年来259份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发现,行乞者犯罪近几年呈现平稳增长、犯罪分布分散化、常实施传统侵财及侵犯人身安全等犯罪、累犯或前科占比较小、轻刑化趋势明显等特征。犯罪场域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行乞者贫困、学历低等个人因素,成为行乞者犯罪的重要诱因。“破窗理论”中的失序行为常与犯罪相伴而生、当失序行为叠加至“上限”时易引发犯罪、通过秩序维护控制犯罪等主张,较为契合行乞者犯罪之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改善场域环境,多方联动治理,倡导设立“邻里守望”项目改善行乞者犯罪的外部环境;在行乞者陷入行乞前,精准扶贫;在行乞时,强化救助;在犯罪后,辅以司法人文关怀。     

代理人的民事法律行为

丨解答丨《民法典》第162条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盈亏乃商家常事,张老板依法应该接受这车货。代理人的行为是否“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关键要素是“在代理权限内”,至于“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     

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中第三方专家评审制度的优化

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等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对于具体行政行为意见不同而引起的争议,在当前提倡服务型政府,强调“权为民所用”的现代社会,妥善解决各种行政争议对于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反垄断监管,规范发展线上经济

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举报,在前期核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这是我国在互联网领域加强反垄断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有利于规范业秩序、促进平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近年来,我国线上经济蓬勃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线上经济凭借数据、技术、资本优势呈现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的趋势,市场资源加速向头部平台集中,关于平台垄断问题的反映和举报日益增加,显示线上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风险和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