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与“五朵金花”

<正>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后宫里可谓"百花争艳",各类美女令人眼花缭乱,其中将姐妹花纳入后宫的皇帝不在少数,然而能像唐德宗李适将五姐妹全都纳入后宫的帝王恐怕只有他一个人。唐德宗李适是唐朝的第十个皇帝。这位皇帝经历过安史之乱,当过兵马大元帅,也想过发愤图强,中兴唐室,然而他没有当皇帝的资质。他虽然实施革新,但由于措施不力,用人不当,所以在他执政期间,大小叛乱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唐德宗决定实行文治,开展一场"新文化     

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

在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发展阶段,地理和气候条件加上其他因素,容易产生较为发达的农耕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使得这两个流域的居民在原始的部落阶段就可以积累大量粮食和财富,同时也不得不依靠修筑城池保护他们的收获和财富。兴修水利的需要和抵御周边游牧半游牧群落的压力,使得这些农耕部落趋向于联合,或者以和平的方式,或者以战争的方式建立较大的王国。部落内部原来也许有过的民主形式,在越来越多的集权需要面前,逐步丧失了。中国的传说和成文史,基本上都是高高在上的圣人和王权的历史。但是,这种王权毕竟还达不到秦以后的程度,传说的历     

文化民生与马克思主义信仰重塑

付蓓、韦怀远在《人民论坛》2011年第9期(中)撰文指出,"文化"和"文化民生"的内涵。什么是"文化",这是一个分歧比较大的问题。在中国古典文献中,"文化"是文治教化的意思。文化概念在不同场合有不同的定义,据统计,自20世纪以来,有关"文化"的定义至少有200多种。总的来说,关于"文化"的概念可     

皆为大师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趣闻

20世纪30年代，我国有四位国学大师：太仓唐文治、余杭章炳麟、吴江金松岑、无锡钱基博。     

中国天下为公的文治理想——基于古代政治治理的角度

正一、中国文治传统分析文治,即以文而治。其一面是统治者、实权者对自我具有切合天道之圣德(文德)的一种宣示;另一面,其又是统治力量对既有典章制度乃至圣王言辞合乎天道的一种宣示——天道与文辞,乃至制度之间的深度分裂被强行捏合。其表现为以圣人言辞(行)、圣德宣示代替具体规范制度,也就是说文治社会中,"治理之根本"的宣言性、告示性、理念正当性远远大于其规范性、操作性和规范自洽性。文治之所     

论中国的文治传统

在政治统治的意义上,每个民族存在着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其关系着民族在历史上生存的独特样貌,本文试图说明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一种文治传统:所谓“文”乃“道之显者”,“文治”乃指帝王以“政治宣言”的形式,宣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同时可以聚合人心,并进行自我约束；然而这种自我宣称式的自我制约,归根结底是比较无力的.这种文治传统区别于西方的法治传统,又由于笔者是在“每一民族每一历史时期都有规定自身存在的根本”的意义上进行论述的,所以这种政治传统的论述同时也是一种民族根本法问题.这种民族根本法不同于西方的自然法或正义原则,其实质具有社会法色彩的根本规矩,既有客观的强制性,又能用来聚合人心.     

“文治复兴”与民利主义的市场化政治

中国历史上民利主义以及市场化政治,在宋代“文治复兴”以降发生,具有特定的文化逻辑,是与西方民本主义相区别的“国家民本主义”。国家民本主义与民利主义市场政治是一种具有互通的文化机制。历史上的民利主义市场化政治是连接国家与民众的重要形式和共享空间,这种连接的特点不是基于政治权利,而是基于政治市场之“利”,如此形成了国家与民众即若即离的共主体政治文化。     

颠踬的行走——国内文武关系研究述评

国内对文武关系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者来完成的，政治学者鲜有作为，研究的重点是具体的文武关系模式与历史变迁，而对已有文武关系理论没有足够的注意与运用，更没有用已有案例研究来推进文武关系理论的拓展。今后文武关系的研究应该在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以求有所精进。     

中国无限权力和无限责任的“文治”政治传统研究

通过考察中国的文治政治传统,结合天道、圣人和文辞的三位一体,提出古代君王,恰恰是天子、圣贤和圣王三重身份合一,加之天人合一的政治伦理合乎家族伦理,君主又具有天下家主的全能性身份,由此成就无限权力和无限责任的圣王统治格局。1949年建国后,马列建党理论与传统文治天道观相结合,文治传统获得延续,笔者以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例具体分析了这种情况及其向法治转换的可能,并与时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倡法治的言论相呼应。     

《吕氏春秋》的文治教化思想

《吕氏春秋》旨在为秦统一天下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进行治国理论上的准备。为扭转战国中期以来秦国以法家精神法度立国带来的消极影响,强调要“以行德义、得民心”为治国最高原则,通过“道德感召教化”来整合人心,以“和而不同”的方式实现文化统一,使整个社会在共同道德信念、共同文化习俗的基础上达到高度整合,形成不靠强制的内在力量。在使天下倾服和归顺方面,文治具有武功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秦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显见了吕不韦强调文治教化政策取向的深邃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