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辩证关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对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适应这一要求,积极探索意识形态建设的创新途径,使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与拓展,已成为时代提出的重要课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意识的多样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坚持辩证性原则,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一系列辩证关系,就成为推进我国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本刊邀请河北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韩振峰教授就此问题阐述自己的见解。     

对边检机关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思考

清醒认识职务性违法犯罪的危害，准确分析职务性违法犯罪的成因，是做好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前提。建立健全并认真落实以思想教育、管理监督和从严惩处为重点的职务性违法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是做好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的保障。坚持以人为本的队伍建设理念，不断优化从优待警的工作措施，对预防职务性违法犯罪工作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新公共管理的几点反思

新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它的一些理论和方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新公共管理是否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学科，政府和政府官员是否是利己的，政府是否一定低效以及顾客导向等理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颅脑外伤后神经源性肺水肿尸解资料分析

<正> 颅脑外伤致死在法医尸检中十分常见。随着医学诊疗技术的发展,颅脑外伤常可迅速确诊,并通过手术治疗使颅内病灶顺利清除,因此颅脑外伤后各种继发损伤对其预后变得尤为重要。据文献报道[1],神经源性肺水肿(Neurogenic Pulmonary Edema,NPE)是颅脑外伤后的一种严重继发症,亦是导致病人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收集了1991年以来尸检及病理资料完整的43例颅脑外伤致死案例,对其肺脏的病理学变化进行分析,以供同行商讨。     

台湾省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特性分析

“族群”这一名词是划分当代台湾社会群体的重要概念，而台湾学术界所谓的“族群”概念的真正义涵应该是指政治社会学中的“社群”概念，本文的“族群”概念所指涉的实际上就是“社群”。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形成了以汉族与原住民、福佬人与客家人、以及本省人与外省人三对矛盾关系为主轴的族群政治，成为影响当代台湾政治发展的重要变量。其中，客家人作为台湾汉人和本省人的一部分，人口大约有400万人，约占台湾人口总数的15％，是仅次于福佬人的第二大族群。在台湾地区政治文化结构中，客家人的政治文化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特殊的亚文化结构。在汉人与原住民这对矛盾关系中，客家人对原住民的态度倾向有别于其他汉族族群，因为客家人和原住民有着同样的“弱势族群”认知。在本省人与外省人的关系中，客家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也不如福佬人与外省人的矛盾关系那样尖锐；在客家人与福佬人这对关系里，客家人更是以对抗性的族群面貌存在，在过去几百年中，客家人与福佬人形成了一种难以化解的矛盾情结。根据比较政治学理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是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本文拟从这三个不同层面，结合相关的族群理论，对客家族群政治文化的形成过程、特点及其对台湾政局的影响进行初步的探讨。     

协议管辖若干问题探究

我国现行的国内民事案件协议管辖存在着案件范围太小、择一性及默示协议不明确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当事人的选择自由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种自由有可能被经济上的强者所利用，以便约定对自己有利的审判地点。因此，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应注意防止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现象出现。     

唱起唐山谣——台湾百家姓的故事（一）

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百家姓氏,古而有之。其实我中华民族的姓氏还远不止这些。目前,大陆近13亿人的姓氏多达3000多个。在宝岛台湾,2300万人使用的姓氏则将近1700个。在台湾百姓中代代相传着“唐山过台湾”的故事,说的就是台湾各姓氏同胞的祖先当年从“唐山”(即大陆)跨越台湾海峡,在台湾披荆斩棘、开拓建设、保卫家园的感人事迹。台湾的百家姓氏究竟有哪些感人的故事?他们与大陆又有何渊源关系?记者专门讨教了台湾乡亲郑坚老先生。郑老先生曾任全国台联副会长、台声杂志社社长,今年已是76岁高龄,听他讲台湾百家姓的故事,就像是唱起了唐山谣———     

红军长征：地缘性战略转移的壮举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为纪念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壮举,本刊特刊发一组文章,以示纪念。     

对法律事实建构论的初步阐释——以主体间性为分析进路的思考

诉讼法学界关于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争论是针对法律事实的认定标准所产生的分歧,但是,争论并没有跳出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形式与实质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要探究法律事实的形成,必须重新考察诉讼活动的性质,进而实现分析进路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换。法律事实建构论的提出就是这种分析进路转换之后的结果,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必须对法律事实建构论的限度保持必要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