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二元结构及其策略

社区社会组织是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治理平台,基于社区社会组织的政治功能、治理功能、结构功能与文化功能,党和国家在基层治理中高度重视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由于社区党组织(居委会)的“选择性培育”和“代表性覆盖”,社区社会组织面临着活力不足的发展困境。本文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平衡“自上而下社区社会组织”与“自下而上社区社会组织”的二元结构。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需要同时兼顾“赋能”和“枢纽”双重策略,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志愿队”和“蓄水池”的功能,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力和秩序的平衡。     

以心焕新 愿为社区绽芳华

初见王焕芳,她便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性格外向、笑声爽朗的她,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办起事来雷厉风行,社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象博豪庭社区先后被评为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天津市美丽社区、天津市人民防空示范社区、天津市节水型小区、津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先进社区。可王焕芳告诉记者,刚成为社区“一肩挑”时,她也没少在工作中“碰钉子”。     

回归法律规范:刑事值班律师制度适用问题再反思

目前我国刑事值班律师制度规范背后折射出有权机关抑制辩方权利的倾向。根据法律规范意旨,只要被追诉人没有辩护人,国家就应“强制指派”值班律师介入案件。将“约见”解读为国家指派值班律师需以被追诉人申请为前提,这混淆了律师会见与介入案件的关系,且将国家责任转嫁给个人,弱化了对被追诉人获得最低限度法律援助权利的保障。相关规范性文件将值班律师阅卷权能限定为“查阅”,但基于法律援助法第37条的文义、控辩平等之程序公正底线要求等因素,值班律师阅卷权能还应包括“摘抄”“复制”。《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工作办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值班律师有量刑异议时,只要其认可犯罪嫌疑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就应在具结书上签字。这是对值班律师功能“见证化”的公开宣示,与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201条的意旨以及值班律师实质性参与量刑协商的改革要求相矛盾。值班律师应被赋予拒绝签字的权利。“实质性参与”应是目前完善值班律师制度的基本方向。     

美好生活,从社区开始

社区作为城市居民生活栖息的共同体,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把大量人口吸纳进城市,聚集到社区,使得社区的人口密集度和事务复杂度日益提升。社区治理一下子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从拴稳狗链,到杜绝噪音扰民,从社区监控全覆盖,到缓解社区停车难,各地在社区治理方面的惠民举措正让居民获得更好、更便捷的社区服务。     

何以“松绑”:社区减负的路径探索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社区负担日益繁重已成为社会治理的一大难题。推进社区减负既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前提,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必然要求。社区负担重一方面是由于基层治理条块关系中各主体的职责不清,另一方面源于民众日益增长的利益诉求与社区有限资源之间的矛盾。因此,为确保社区减负切实落地,需要从"加强社区党建""优化管理体系""配好工作人员"等三个维度切入,探索出一条科学有效的减负路径。     

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之体系建构与实施路径

目前,我国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项目尚未成体系,针对性不强,项目实施流于形式,矫正效果不理想。为改变这一现状,需借鉴国外成熟、先进的经验,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分层次建构未成年犯社区矫正项目体系:第一层级,禁止令、社区服务令等法定矫正项目;第二层级,家庭关系类、社会交往类等必要矫正项目;第三层级,体能训练、同伴指导等可选择矫正项目。在矫正项目的具体实施上,应明确合适的项目实施主体,充分评估矫正需要,合理设计矫正量以及科学评价矫正效果。     

识法代言人

沈阳于洪:“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近年来,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创新探索了“三个聚焦”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新模式,提升服务保障的针对性、精准性和实效性。聚焦司法监督,助力企业堵塞管理漏洞。开辟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绿色通道,完善案件办理机制,快速受理、优先办理民营企业的申诉、举报和控告。对于涉民营企业的轻微刑事案件,按照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等原则快办快结。建立健全涉民营企业、企业家案件办理全流程跟踪机制,最大限度降低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全力维护民营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