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

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同为商业大亨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在外交决策上具有可比性。一方面,成功商人的经历使他们及其外交团队更具管理主义风格和交易倾向。另一方面,右翼民粹主义的偏好促使两人强调本国优先,回避多边合作,表现出疏远欧盟和亲近俄罗斯的倾向。在外交决策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参与控制欲强但缺乏经验,强调小集团的忠诚团结。两人对决策环境的敏感度较低,倾向于我行我素,表现为私人外交和口无遮拦,符合民粹主义政治风格。相比之下,贝卢斯科尼更具关系导向,缺乏长期目标,受国内外政治制约更大;而特朗普更具问题导向,政策目标清晰,权力相对集中。贝卢斯科尼和特朗普给本国对外政策带来的变化主要在风格和倾向上,其政策主张仍在意大利和美国外交的传统之中。     

当前中国大众民粹程度测量研究

对民粹主义的内涵和实证研究的分析表明,民粹主义是一个可以测量的概念。通过对中国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和网络民粹话语的梳理,形成了一个包含仇视官员、民族民粹主义、反体制、仇视富人、民粹司法和仇视专家等6个维度23个指标的民粹程度量表。运用这个量表考察中国社会各阶层样本,发现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具备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     

民粹主义在台湾：“民粹式民主”的生成及其危机

民粹主义是一个模糊复杂且具有多重面向的概念,“民粹式民主”是民粹主义在台湾地区与民主政治相结合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民粹主义形式。揆诸台湾地区现代政治发展史,无论是转型过程中政党内外的斗争与合作,抑或是“民粹式民主”下政党行为模式的形成,都受到民粹主义的深刻影响。“民粹式民主”具有极大的危害性,产生了问责失衡和治理危机,加剧了岛内政治文化的恶化,伴随着民众的意识觉醒和主体性提升,社会力量可能存在“失控”的风险。     

议案提案应避免民粹化倾向

每年到了"两会"期间,无论是省市的"两会"还是全国的"两会",总是有些代表、委员提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现点或者提案,引发大众轰动,博得民众的好感.今年,也不例外.     

当前中东欧国家政局探析

<正>转型半个世纪以来,中东欧各国政治光谱基本正常波动,多党议会民主政治成为主流。转型初期,各国政党数量较多,但各政党生命周期不一。最初,各国多为右翼政治力量主导政坛;随后中左与中右政治力量轮流执政,但民粹或极端政党在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中凸显。现在,多数国家基本稳定在数个主要政党或政党联合执政,不仅有中左、中右分野,也有中左、中右力量联合执政。2014—2016年,部分中东欧国     

民粹主义的“民主”想象

民粹与民主不是对立的。事实上,民粹主义包含一种独特的民主观念,民粹主义的民主面向体现在其以“人民主权”为中心的话语中。民粹主义对民主的认识可以概括为:人民的同质性反对多样性,人民的常识反对精英的专业知识,直接透明反对复杂程序。这种民粹式民主是非自由主义的,它是以非自由主义民主方式对非民主的自由主义的回应。同时,民粹式民主可以是一种救赎力量,是对现实民主机制过于自由化、精英化的“矫正”,也是对现实民主制过于疏离人民的“纠偏”。但是,民粹式民主把人民主权的观念推向了极端,最终可能导致其越过民主的边界,沦为一种非民主和专制秩序。     

欧洲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演变

近半个世纪以来,新自由主义在欧洲政治经济政策中处于话语霸权地位。崇尚市场竞争和限制国家干预是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和政策纲领,但是,在这种一般主张和纲领之下,依据市场竞争的自由程度和国家对市场干预程度的不同,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又表现出某种阶段性特征。大体来讲,新自由主义在战后欧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秩序自由主义、激进新自由主义、社会民主新自由主义和右翼民粹新自由主义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实际上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兴起、发展和遭遇危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显现逐步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即它是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统治的政策工具和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统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欧洲债务危机使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的统治及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意识形态遭遇一定程度的打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推翻新自由主义的统治地位,反而使新自由主义获得"右翼民粹主义"的表现形态。     

公共治理中的民粹倾向及其法治出路——以PX项目争议为样本

以PX项目争议为代表的公共事件显示出当下公共治理中存在比较突出的民粹倾向,对合理考量具体项目进退、提升民众的公共参与能力与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增进社会整体利益均带来了严重妨害。长期以来政府对封闭式经济决策模式的路径依赖、专业化与组织化公共参与机制的缺失、利益复杂和分化格局下法治共识缺失,是民粹倾向愈演愈烈的根由。应基于公私融合的客观背景,重构符合公共治理实践需要的法治共识,以强化政府担当为核心重塑政府公信力。应完善政府决策的立法,加强对规划制定及变更、规划环评的法律监管,重点完善既有法律规范中的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制度,引入并加强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应急治理与纠纷解决等制度,合理应对民粹倾向及行动,促进公共治理的科学、民主与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