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筹海图编》看明朝抗倭斗争困难重重的原因

有明一代,边疆问题一直存在。明前期是蒙古问题,中期以后,随着海禁政策的推行和对外贸易大门的逐渐关闭,东南沿海的倭患也逐渐猖獗起来。《筹海图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成的。旨在通过《筹海图编》来探讨明政府在抗倭斗争中遇到的来自政府层面、民间层面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何以导致抗倭斗争出现困难。以史为鉴,为现今的海防建设提供一些借鉴。     

明末广东沿岸的民间海上贸易漫谈——以“南澳一号”的考古发现为研究视角

明实行海禁政策,广东沿岸私人海上贸易发展在夹缝中得以生存,由于地理大发现导致的全球市场扩大,以漳州窑、景德镇等一批瓷窑成为广东外销瓷的主要源头。以"南澳一号"沉船考古发现为研究视角,旨在探讨明末民间海上贸易的意义与实际发展情况。     

明清海禁立法之比较

中国的海外贸易从汉代丝绸之路始,到元朝海陆并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进入明以后,对外政策由开放趋向保守及至全面的海禁。明清二朝尽管都实行了大规模的海禁政策,但在此问题的立法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同时也体现出了鲜明的继承性。     

论明朝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

明朝建立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的海外贸易在此时骤然衰落。这与明朝实行的特有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这一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首次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形成了独特的双轨制管理。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对该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从而对法律制度的作用有更明确的认识。     

陆权与清代“海禁”政策

清代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包括移民限制、物品出口限制、外商来华贸易规定以及民船建造规格等多项内容。这种海禁政策的性质并非惯常认定的"闭关锁国",而是中国传统陆权战略的一部分,其制定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清代海禁政策在当时的条件下,取得了重大成效,但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世界形势的剧变,这种战略尽显弊端。     

地缘政治与明朝对外政策

明太祖朱元璋基于"宗藩"地缘政治理念和明初的地缘政治形势,确立了明朝对外政策两大支柱——海禁政策和朝贡贸易。他的后世子孙根据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涉外政策进行调整,这种调整反过来又影响到明朝的地缘政治形势,二者在东亚"宗藩"地缘政治格局内互动。     

明代海禁政策下的海南经济社会变化

明代海禁自朱元璋始，“明祖定制，片板不许下海”。不许私人出海贸易，甚至渔民出海捕鱼也在禁止之内，对官方的贡舶贸易也实行严格的限制。洪武年间又大力整饬海防，打击海上贸易。明成祖时期，官方进行了大规模的“下西洋”行动，这样大规模的对外行动史无前例，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政治意味浓厚，且完全是官方性质，这对海上经济贸易并无太大的意义，私人海上贸易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嘉靖年间，海禁加严，私人海上贸易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许多商人、渔民铤而走险，下海成为海盗。隆庆之后，海禁有所松弛，私人海上贸易得到发展，形成较大规模的海商集团。     

论明朝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

明朝建立以来，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发展之中的海外贸易在此时骤然衰落。这与明朝实行的特有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有密切关系。这一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系列演变，首次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政策，形成了独特的双轨制管理。由于海外贸易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对该时期的海外贸易管理制度的研究，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从而对法律制度的作用有更明确的认识。     

宋元时期对海外交通和贸易的管理

中国封建时代对海防、海外交通异常重视，往往采取海禁政策，如明初至明中页和清初，海禁成为基本国策之一。如明洪武四年（公元1377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谕“仍禁濒海民不得出海”。对外贸易和科技等交流，受到种种限制。但在唐、宋、元时期，都曾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如在唐代，福建的泉州港成为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其他为广州、高州即广东高要、扬州）。     

漂流问题与朝鲜时期的“向海性”

韩民族地处半岛,拥有与生俱来的向海性,而朝鲜时期是其向海性强弱的转折点。以海禁为大背景、防御型海洋政策为基础的朝鲜王朝,国家层面体现出消极的海洋认识,地域层面的向海性虽时有复苏,却因大环境的被动而终究得不到完整释放。从漂流问题来看,本国漂流民对海洋表现出谨慎与敬畏,却又期待漂海带来的异文化体验;外国漂流民在朝鲜王朝得到的待遇,反映出朝廷对海洋外来对象的警惕。朝鲜后期拥有进步思想的实学家们,在海洋认识的停滞上跨出重要一步,对漂流经验持积极态度,然也只到达利用海洋的认识层面,尚未上升至探索海洋的认识层面。可以说这亦是朝鲜王朝探索自身历史主体性的艰难之体现。若要在当下重新获得海洋进出的主动权,韩民族应反思历史上的向海性的变化,以主体姿态在东亚海域中为自己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