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扎实实抓好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

在两个百年交汇节点,以建党百年为契机,面向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鲜明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体现了总书记深邃的理论思维、宏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人民情怀、强烈的使命担当,具有很强的时空穿透力、理论说服力、心灵震撼力、现实指导力。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因此,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前提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是我国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具体地说,即要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此,我们必须立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历史经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当代价值以及现实路径进行深入思考,为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质量发展找到切实可行的方向与道路,进而使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出全部的力量。     

试析如何发挥高校师德先进典型效应

师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标杆。加强高校师德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必然要求。典型引路,充分发挥先进典型效应在师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一直是我国高校师德建设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加强高校师德建设中先进典型效应发挥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和教师思想政治工作。     

论动产所有权让与中的交付

动产所有权让与中的交付,又称动产所有权出让或转让中的占有的移转,其既为动产所有权让与的公示方法,也通常为动产所有权让与发生物权变动效力的要件,类型上涵括现实交付、观念交付及其他特殊形态的交付。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对于此等交付的厘定(规定)较为简略或存有阙如,宜结合域外立法成例、法理或学理而予阐释、厘清及释明。透过如是的工作和努力,期冀可以建构起我国动产所有权让与中交付规则或制度的解释论("注释论""评注论")系统,由此使这一规则或制度可裨益于我国的社会生活与经济实践,并进而发挥其具有的积极功用与价值。     

新就业形态及其潜能释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以及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网红经济”等新经济形态的兴起,电商、兼职文案、网约车、电子竞技师、快递、外卖等各种新型就业形态不断涌现,新就业形态不仅成为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稳就业”的重要发力点之一,而且还将积极作用于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正因为如此,新就业形态得到了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新就业形态”这一概念连续多次出现在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党的十九大以来,江苏省围绕实现“更高质量就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新就业形态在新增就业、吸纳传统产业溢出劳动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不过在新就业形态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进一步激发新就业形态在吸纳就业方面的潜能变得越来越迫切。     

论传统“多难兴邦”理念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价值

"多难兴邦"是民族祖先治国安邦的重要理念,其意是说,遭遇灾难,可以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化难为福,使国家再度振兴。这一辉煌理念,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时有透露,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在历史上曾广泛激励中华儿女不断推动本民族走向文明进步,而且到了今天仍有其不可低估的现实价值。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和自然灾害,给我国人民的生命与健康及社会的生产生活造成重大劫难。面对这一劫难,有许多工作需要去做,其中最关键一项,就是汲取历史经验,拿起祖先留下的"多难兴邦"思想武器,促进国民"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顽强拼搏,英勇奋斗,以便彻底扫除疫魔,重整家园,最终推进小康社会理想的全面实现。     

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构建

重大决策关乎国计民生,涉及面广,影响范围大,决策一旦失误将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需要建立终身追责制.以《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为基础,针对该制度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追责对象不明确、责任标准不统一、决策者的避责行为等困境,应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明晰重大决策的边界、统一归责标准、建立决策会议案卷记录制度等方面,构建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     

法伦理学诞生的现实基础与时代机缘

在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法学与伦理学的嫁接将产生一门新的法学一法伦理学,我们说建立我国的法伦理学,并不是特意去标新立异,确实是历史发展之必然,是时代所迫切需要。时代的发展使得法律成为法律,而不是道德与政治的附庸,这是法伦理学诞生的前提条件;现代法制的发展使得法律与道德相脱节并且产生“道德滑坡”,这是法伦理学产生的必要条件;法律与道德的平衡发展,“德治”与“法治”的同时并举,是法伦理学产生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机缘;法律与道德的分离与相交,产生了法律与道德的“共同地带”并形成了“共振效应”,从此,法伦理学最终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