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的“文白之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围绕白话文与文言文的论争,形成了两大阵营。那一场场硝烟弥漫的论争,充满了激情、狡黠、机巧、趣味与智慧,点亮了新文化运动启蒙的天空。     

启蒙年代的诗与小说

一百年前的1922年,是中国文学从文言文时代向白话文时代转变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文学观念的变革以及新诗、现代小说的创作实绩都层出不穷。始于1917年的中国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在此文中,胡适提出“文言合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标志着中国文学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同时转换。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同年2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表明了更坚定的文学革命的立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学的面貌。     

白话美文:现代散文的语言策略

五四散文采用科学的语言策略,彻底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显然吸收了古代白话文学、近代散文等传统资源,而文言文对其有着潜在的影响和滋养。文言文在挖掘利用汉语特长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成功经验,现代散文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前文学,特别是文言文追求声音节奏美和简洁凝练美的优良传统,又显得更自然、更亲切、更细腻、更生动。白话文仍然可以也必须承继文言文的丰厚遗产。     

启蒙与述学之间：胡适科学主义思想述评

科学主义是胡适思想体系及文化实践的哲学基础。启蒙是胡适科学主义思想发展的文化心理动因。以科学方法或日科学精神的布道式宣讲来达到学术与启蒙之间的某种平衡状态，是胡适思想文化实践的重要特征。胡适对科学精神的提倡具有同时完成思想革命和学术革命的价值意义。但胡适以启蒙为主导的学术追求又有着内在冲突与局限，现实、功利的启蒙追求不仅阻碍并干预了其独立、客观的学术探索，有时甚至会使其述学走向科学精神的反面。     

论词曲兴替的历史动因——兼谈宋元易代之际文化精神的分野

元曲的产生是中国歌诗传统在金元之际发生的一次深刻的文体革命,其背后是文化精神的巨大变革。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历史场景中,北方胡风突起;元王朝的入主和混一,催生了中国质浅俚直的审美取向。中唐以降,市民阶层的发展和壮大导致了俗文学的崛起,中国文学的歌诗传统进而也向叙事方向发生了转捩,加剧了词曲兴替的历史步伐。元曲的产生是中国原生口语文化经由下层民众中的长期淬炼,开始以白话文学形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结果,它的成熟和繁荣,可以视作口语传统的涅槃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