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适性嬗变：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变迁的逻辑理路与前瞻思考——一个组织行为的分析视角

监督在现代政党组织内部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推动政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从组织行为角度分析，党内监督实践演变是一个组织行为变迁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为适应不同时期历史环境的变迁，党内监督实践经历了探索起步、曲折发展、全面建设和战略提升四个阶段。通过建构组织行为分析框架，发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实践呈现出调适性嬗变的逻辑理路。即为适应不同时期的组织环境，党内监督主体遵循着从自身建设向体系建构的发展规律，党内监督对象遵循着从正人向治权的更替规律，党内监督方式遵循着从运动治理向常态治理的转化规律，党内监督内容遵循着从表层逻辑向根源迭代规律。鉴往知来，立足新时代，应分别从限制与规范、惩处与预防、制度与技术三对概念思考未来党内监督实践目的、策略和方式的变革。     

手段偏差与目标替代：制度逻辑视角下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困境

绩效评估是近年来政府购买服务成效考核中新兴的政策工具,旨在推动服务的优化及深化。目前,绩效评估政策的落实成效与理想期待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政策实践并不一定回应治理需求,导致绩效评估出现困境。研究发现,在政府购买服务绩效评估组织场域中,存在不同组织的多重逻辑交叉作用,由于不同制度逻辑而产生的组织行动偏差导致了最终绩效评估中政策目标替代的生成。针对当前的绩效评估困境,应从统一标准兼具适度灵活、多元参与讲究审查有效、实现奖惩保证结项立项联动三方面进行优化。     

试析地方性法规立法后评估的现状、问题与对策——以《湖南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立法后评估为例

立法后评估有助于了解立法实际成效,提升立法水平。长期以来,人大和政府都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和努力,并且已经取得一些成果。以《湖南省<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的立法后评估实践为例,透过对立法后评估的基本现状及其问题的反思,我省的地方立法后评估工作可从深化对地方立法后评估重要意义的认识、建立健全地方立法后评估的常态化启动机制、强化公众参与和沟通、善加利用法律大数据等方面进行完善。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制度建设与中国角色

全球环境治理从启动伊始就与制度建设相伴相生.全球环境治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相关机制建设也在不断发展和完善.国际机制赋能全球环境治理,重塑国家治理行为,为全球环境治理持续深入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在逆全球化现象出现、治理领域日趋扩大、大国博弈不断升级等情况下,全球环境治理暴露出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碎片化的国际机制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制度建设中,经历了由被动参与到主动贡献、再到积极引领的演进历程.气候变化日益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而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愈加无可替代.     

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途径:融合与协同发展

混合所有制企业需要建立科学的权力监督体系来维护投资方利益,促进资产保值增值,实现企业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而加强党的监督工作,促进党的监督与企业其他监督系统融合与协同发展是重要途径。文章结合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实际,分析了其托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工作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加强混合所有制企业党的监督的具体措施:明确各监督体系的职能定位和业务界面;实施严格的经营管理分级授权控制体系;加强企业监督体系的融合与协同管理;完善监督职能履行考核评价体系等。     

为落实“十四五”规划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我国即将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具有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四五”时期是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做好这一时期工作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意义。纪检监察机关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     

百年党史视域中的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

百年来,党中央根据管党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推进纪检监察领导体制改革,为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从而为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提供了体制机制保证.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可以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属地领导、垂直领导与双重领导,其中双重领导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以属地为主的双重领导和以垂直为主的双重领导.各种领导体制面临的治理成本、负荷不一,并形塑出不同的监督执纪模式和效果,纪检监察机关的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也会随之不同.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建立并不断充实监督专责机关的力量、充分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科学认识并处理好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是百年来纪检监察机关领导体制改革所取得的宝贵经验.     

WTO程序机制改革的 国际法思考

随着全球贸易关系的深度调整和国际贸易规则的升级重构,WTO改革已成定势。WTO主要成员提交的改革方案或建议均承认WTO体制已跟不上国际贸易局势的深刻变化,但认为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倚重于WTO组织运行机制、贸易政策监督机制和争端解决机制等程序机制的公平性和有效性。程序机制对实体规则的适用和实施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和影响,因而WTO的改革问题就突出表现为对其程序机制的更新和完善。WTO程序机制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及其法律本源,致使在调整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多边体制运行的公平和效率以及多边贸易关系的新议题和老问题等方面严重失衡,造成WTO成员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变通和转移,并使其现有的决策方法出现公平失真和效率假象。面对困境,WTO应从法律本源入手,修订和完善程序规则,去除与新时代不符的程序要求,确保程序机制能切实有效维护WTO体制的政治价值、法律价值和秩序价值,进而有助于全球经济决策的广泛一致性和良好连续性。     

论人民调解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的定位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改革任务。2015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