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的本质：共同体协作

从理论脉络、经验时空和认识论三个维度建立类型学谱系的分析框架，对公共性的内涵、路径和体系进行梳理分析，可以更好地回应“公共性是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公共性呈现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在理论上，公共性是以公众为导向的价值路径；在时间上，公共性是从本能、感性到理性，从生产、分配到消费，从表达、行动到结果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公共性是行政-政治-社会的博弈格局和技术-价值-形式的复合结构；在客体上，公共性是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和公共事务；在本体上，公共性是以共同体为归属、以协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共同体利益代表了公共性的价值实质，整体协作是公共性的技术内涵，而共同体协作是公共性的本质。     

论艺术类型学的分类方式与艺术学学科的构建

在艺术学学科错综交叉的今天,艺术门类的多样性使艺术类型学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艺术类型学研究更接近艺术的本原。艺术类型学研究要从空间、分类方式以及发展趋势三方面来探讨,揭示艺术门类的存在价值。     

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类型学:一个分析框架

与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场域与这两个得到相对较多关注的议题相比,流动人口居住空间之获得和建构这一主题具有新意.我们可用“空间情境主义”的方法论立场,将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获得并建构稳定居住空间的社会过程,分解为七个亚类的空间获得模式,它们分别是主流模式的族群聚居区(ethnic enclaves)、作为转型地带的城中村(urban village as transitional zone)和居住空间的边缘化(the marginal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以及辅助模式中的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 labor regime)、住家服务模式(domestic helper)、居住正常化模式(the normalization of residential space)和无家可归现象(homelessness).对此进行理论阐释,可勾勒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居住空间获得的多个社会过程/社会机制.这七个亚类所涉及的社会变迁因素(结构性条件所带来的机会和约制)和社会能动因素(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自主性/自发性/批判性)的结合,塑造了流动人口建构稳定居住空间的社会事实.     

民主是什么——一项关于民主概念与类别的类型学考量

民主应当被视为人民的统治,具体包含全体公民的直接统治、全体公民的间接统治、多数公民的直接统治、多数公民的间接统治四种情况.民主的类别主要包括:直接民主(内含古典参与民主、发展型共和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民主、当代参与民主、统合性民主和直接协商民主)和代议民主(内含自由民主、权威型民主、司法型民主、合法型民主、保护型共和主义和代议协商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续)——对梁治平“法律文化论”的批判

1978至2004年,中国法学在取得很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了它的问题,而它的根本问题就是未能为评价、批判和指引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作为理论判准和方向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这是一个没有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时代。据此,要对“中国为什么会缺失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这个理论论题尝试给出回答,并对中国法学这一时代进行“总体性”的反思和批判。较为具体地讲,采用经过界定的“范式”分析概念,对中国法学中四种不同甚或存有冲突的理论模式即“权利本位论”、“法条主义”、“本土资源论”和“法律文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中国法学之所以无力引领中国法制发展,实是因为它们都受一种“现代化范式”的支配,而这种“范式”不仅间接地为中国法制发展提供了一幅“西方法律理想图景”,而且还使中国法学论者意识不到他们所提供的不是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占支配地位的“现代化范式”因无力解释和解决因其自身的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最终导致了作者所谓的“范式”危机。正是在批判“现代化范式”的基础上,我们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     

选举法、政党制度与精英

本期选译的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理查德·冈瑟(Richard Gunther)的《选举法、政党制度与精英:西班牙个案》。冈瑟和美国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曾共同建立历史主义与组织学的二维分析框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政党类型学研究传统,促进西方政党类型学的创新发展。在本期选译的《选举法、政党制度与精英:西班牙个案》一文中,冈瑟根据西班牙政党政治的具体个案,探究了选举法、政党制度和政党精英之间的微妙关联。研究者常常关注选举模式对政党制度的影响,而冈瑟则认为,政党精英的洞察力、策略和行为在选举模式和政党制度之间发挥重要的制约作用。由于学识有限,摘译谬误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孟德斯鸠“法的精神”与现代比较法方法论

孟德斯鸠被称为"现代比较法之父"。他从社会历史的经验现实出发,将法律与社会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作为"法的精神"加以讨论,以比较社会学和比较法律史方法拉开了现代比较法和比较政治学的序幕。孟德斯鸠建立了不同于古典和中世纪的法律类型学,以英格兰和法兰克为代表进行了相互反观的微观比较。孟德斯鸠以社会规律和自然法则统摄了多样的法律秩序,平衡了法律的规律性与多样性之"一与多"的关系,为现代比较法乃至现代法学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作为“过程”的法律文化类型研究——以梁治平教授的研究为考察对象

如果将梁治平法律文化类型研究的学术实践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以一种认识过程论的视角予以解读,力求历史地、客观地加以审视,我们便会发现,在促成这一研究模式形成的过程中,诸如国外文化人类学、哲学阐释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在当时分别为法律文化类型学提供了可资利用的理论资源;就个人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细致地了解到梁治平在一段相对独立的研究阶段中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而从学科发展的层面来说,我们能够通过这一极好的"实例"真切地感受到,在现代学科分工体制下,法学如何"受惠"于相关人文及社会科学学科。     

反思传统调解研究中的韦伯伦理“类型学”范式——以宋代亲属间财产诉讼调解为中心

传统学说囿于西方韦伯"类型学"的研究范式而偏颇地认为:中国古代亲属间财产诉讼调解的准据全是儒家的宗法人伦情理。然而,在私有商品经济刺激、功利思想启蒙、血缘关系淡薄松弛的两宋变革时期,由于家庭、家族中财产争讼成员个体的证据意识、依法保护财产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法官法律素养的高涨、对田宅细故的重视,致使官方调解呈现出证据定谳事实、依法调解的革新气象。上述新的变化,无疑为我们深刻认识宋代法律的近世化转型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亦是对中国古代亲属间财产诉讼调解无事实基础和法律依据之伦理"类型学"错误认知模式的一种有力纠偏。从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出发,坚持论从史出的治史路径;以及秉持法律随社会变动而变动的研究方法,在当前法律史学界显得尤为必要。     

解码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 ——基于类型学的考察

亚里士多德古典政体的类型思维是现代政体类型学的理论基础和构造源流。运用科学化、系统化的类型学工具来重新审视并解读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具有学理上和方法上的双重意义。本文以矩阵类型学、分类类型学、组态类型学和序列类型学作为适用性的分析框架,通过矩阵构造、属性分类、组态分析、序列比较等形式化更高的类型学方法来全面解析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类型,试图把握古典政体分类的科学逻辑,实现古典政体类型学与现代政体类型学的直接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