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力作——读《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

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是我们"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贡献。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出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建党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总结建党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把握基本规律、更好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 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

立足新时代,面对新使命。2022年,广西司法行政工作将持续提升工作质效,守护壮乡群众民生福祉,夯实祖国南疆稳固基石,不断为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提供坚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行法治之力,护航壮乡改革发展当前,广西高质量发展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广西司法行政机关将乘势而进、顺势而为,进一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充分发挥司法所服务群众的"连心桥"和人民调解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主要经验研究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在领导党史研讨时采取既追求史学研讨求真宗旨又兼顾现实政治需要务实政策,是党史研讨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等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人在推动党史研讨向纵深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是党史研讨纵深展开的关键因素。中共中央采取稳健研讨方式确定高级干部作为党史研讨重点,重视党史研讨组织建设和研究方式创新,是党史研讨稳妥展开的制度保证。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党史研讨从本质上讲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通过推动全党对中共党史重新学习和研究,以新话语体系来构建党史叙述,从而掌握中共中央话语权和意识形态解释权,实现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新的政治认同。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实现了这一战略重要目标。这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监察法》实施中的证据衔接问题

从证据与程序的关系看,证据不仅需要与待证事实有关联,还是一种法律程序产品,是一系列法律行为后产生的某种结果。不同法律程序在程序目的、程序性质、程序保障、程序严格性等方面存在不同,上述差异影响和塑造了不同性质的证据,进而产生了证据衔接的问题。《监察法》构建了一个独立的法律程序,对公职人员职务违法、职务犯罪行为的调查适用《监察法》及相关规定,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也面临着衔接的问题。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侦查程序相比,在规范密度、权力行使、程序保障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在当前的立法框架下,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证据时参照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有助于优化监察调查的程序环境,为监察证据与刑事证据有效衔接提供正当性。     

上海、广州、赣州红色革命遗址资源利用的经验启示

红色革命遗址资源是革命精神和红色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好、研究好、利用好革命遗址资源,着力发挥其在公共服务、社会教育、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动能。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广州、赣州三地,在红色革命遗址资源利用方面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对其他地区的启示在于:加强革命文物及文献资料的保护研究,着力打造对外展示的窗口,推进文旅商融合发展,挖掘革命遗址的教育潜力,让红色文化资源真正活起来。     

测谎意见证据许容性探讨

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测谎意见的法定证据属性。为使测谎意见取得法定证据资格,应完善测谎活动的相关立法与技术规范,培养合格测谎人才,提高测谎技术的科学信度,推动测谎意见作为法定证据试点改革,尽早将测谎意见引入刑事诉讼法的证据体系。     

保护英烈名誉的民事公益诉讼理论与实践——以全国首例向互联网法院提起的保护英烈名誉民事公益诉讼案为视角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维护英烈名誉是传承弘扬英雄烈士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表现。向互联网法院提起该类民事公益诉讼应重点把握管辖权的处理、互联网法院的证据标准、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实际侵权人的锁定以及合理探索适用诉前公告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