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操弄到话语权把控:民进党对“公投”有恃无恐

公民投票,简称"公投"。"公投"在西方政治学中理解为整个国家或地区全体人民投票决定某些特定议题。"公投"被认为起源于16世纪的瑞士,后流行于美国多个州。而在深受西方政治学影响的台湾,即有法律中规定了"公投"与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是"直接民权"的表达。     

领导干部要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就加强政治建设、提高政治能力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由此要求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三种能力"——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践性,可以说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高党员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明确了根本遵循和努力方向。     

研究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力作——读《艾思奇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程和经验研究》

艾思奇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教育家,是我们"党的理论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他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宣传、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作出了令人敬佩的卓越贡献。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出发,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百年流变探究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与中国发展和中国妇女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可使其更加适合中国妇女发展的国情,契合中国妇女解放的需要,解决我国妇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已有百年历史,在此进程中,随着国情的变化,妇女理论的主题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立足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回答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从何而来、何以可能、向何而去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就需要从党的领导、人的全面发展、妇女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媒介、妇女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分期和妇女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等五个维度,探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中国化的百年流变。     

建党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经验表明,凡是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得好,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反之,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来,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理论的基本原理,以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总结建党百年来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把握基本规律、更好做到“两个维护”具有重要意义。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文化渊源和思想源头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为重要的命题。这一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关系,具体来说与以岳麓书院为标志的湖湘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毛泽东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湖湘文化的经世务实传统和注重现实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使得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能够独树一帜地提出和阐发“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名命题。     

2021年两岸关系风高浪急、化险为夷

2021年伊始,两岸关系就波云诡谲,甚至一度战云密布。一年来,各种风险挑战持续涌现,既有民进党当局蓄意破坏,也有疫情直接冲击,更有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恶意搅扰,可谓风高浪急、几经波折。面对复杂多变的台海情势,祖国大陆始终坚守初心,坚持战略定力,从民族复兴战略全局,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台湾问题。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国际传统知识保护的法经济学分析

对于传统知识的保护,各国态度不一,至今仍未建立统一的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以法经济学为视角有助于回答关于传统知识保护有争议的两个问题:传统知识是否为公共产品以及是否应当给予传统知识知识产权保护。激励理论和利益平衡理论表明传统知识具有专有性,不是公共产品。构建谈判博弈模型,建立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是最优解,进而在国际传统知识保护体系下,许可使用合同是传统知识保护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