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角度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学论争，学讨论乃至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因此，本的探讨对加深理解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分别从学论争的起因，论争中各方所关注的重心、论争各方的心态，对话的基本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重要学论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显的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的根源。     

文明论:东北亚研究的新视角

作为东北亚区域研究重要的理论架构,文明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传统的东亚文明“浑然一体论”的束缚,进一步理解东北亚区域文明的基础构造,把握东北亚区域文明结构体系内部“中心—边缘”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处理好国别研究和区域文明整体研究之间的关系,在比较中加深我们对东北亚区域的理解。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论争、症结及其解决的“可能方案”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关系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中的一个理论难题。这个难题伴随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产生而产生,至今主要形成了"单主体说""双主体说""主体间性说"三大经典论争和"抛弃说""统一说""破解说"三大最新论争。概括来说,这些论争的主要症结在于"能否将人理解为客体"和"客体能否安顿主体性"两大方面。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的"可能方案"是,将"主体—客体"分析框架进一步明确为"主体—中介客体—目标客体"。     

论争中的觉悟——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建党之争及其意义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内部，曾就无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展开了论争，如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是实行地方分权制还是中央集权制；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党派的关系，是坚持完全独立，还是建立革命联合阵线；关于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否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开展革命，是否完全接受并听命于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示；共产党员能否到政府中做官、参与议会等等，都产生了争论。通过这些论争，进一步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提高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立，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积极的理论成果，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评"灌输论"的学术论争

当前,国内学界在"灌输论"的首倡者、精神实质、当代价值、 "灌输"是否具有强制性、西方德育界对"灌输"的态度等问题上看法不一,存在诸多争论.对待这些问题及相关争论.必须逐一细致地予以分析,坚持历史方法与辩证方法、文献研究与现实关注、理论继承与实践创新的统一,努力做到"四个分清".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     

文明冲突论的内在冲突与启示

在“文明冲突论”中显示出亨廷顿的双重人格:一方面是作为治学严谨的学者的亨廷顿,另一方面是作为爱国者和西方文明捍卫者的亨廷顿。这两个角色的冲突是构成其理论体系中矛盾与冲突的主要原因。只有找准其理论矛盾的这一根源,我们才能更好地驳斥和扬弃“文明冲突论”中谬误的成分,借鉴和发扬其中合理的成分,并从中得到启示,这才是争论的价值所在。     

"灌输论"学术论争与启示——基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方法的思考

目前,学界对"灌输论"论争颇多.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方法的思考,通过对学界有代表性论点的梳理,本文认为以国外教育界的某些观点作为排斥"灌输论"的依据,是值得商榷的;"灌输论"既非"无用论"亦非"过时论";"灌输论"是强制性与非强制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重要原则,必须坚持和发展"灌输论".     

拂去历史尘埃 再现《桥》之光采——“台湾新文学思潮（1947-1949）研讨会”在苏州举行

1947年 11月到 1949年 3月，台湾《新生报》副刊《桥》上，发生过一场关于台湾新文学的热烈讨论。这是一场涉及台湾新文学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讨论。不幸，这场论争因遭受国民党当局的镇压而夭折。岁月流逝，史料尘封，先是国民党钳制人们的思想，使这批史料无缘与世人见面，台湾“解严”后，又遭到“台独”势力的刻意歪曲，致使人们还是不能了解此次文学讨论的真相。事隔 40年后的 80年代，持有“台独”观念的文论者，掌握了这场争论的资料，却心怀叵测地秘而不宣。 　　但是，历史是不会被尘埃永远遮掩的。近年来，一些台湾思想界、文…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及其“普世价值”研究与论争的回顾

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进行了研究,继之就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进行论争。对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学者们认为它内容很丰富,只有个别的相反意见。但在探讨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普世价值的关系时,则存在泾渭分明的两种观点。故有些学者从研究方法、厘清概念着手来解决问题,并着重探讨普世价值内涵,区分价值与价值观念,提出价值共识、普遍真理等概念。普世价值概念如果确是有害的,我们是否只采用普遍真理概念,大张旗鼓地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以抵制某些西方国家的所谓普世价值呢?我们要与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相抗衡,宜不断完善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在实践中为世人作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