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德国的互联网食品贸易监控以及启示

近年来互联网食品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这也为食品监控部门提出了新挑战。本文分析了德国为保障互联网食品贸易采取的监控措施,梳理了互联网销售食品、饲料、化妆品、日用品及烟草产品监控中心(G@ZIELT)的成立、职能和运行以及德国联邦消费者保护与食品安全局和其他机构合作推广的质量验证章。德国互联网食品贸易监控采取的建立统一监控中心、监控互联网食品经营者的资质以及推广质量验证章的措施给我国的互联网食品贸易监控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环境保护与反垄断法绿色豁免制度

企业间环境协议是实现特定环境目标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限制竞争的风险。反垄断法规制企业间环境协议，必须协调好环境目标与竞争目标的冲突。基于经济、法律与环境间的内在关联，以及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地位，反垄断法的实施应当整合环境保护的需求。为此，一方面需要对满足特定条件的环境协议排除禁止性规定的适用；另一方面要利用豁免规则，将环境收益纳入效率抗辩的范围之内。在判断是否给予环境协议豁免时，可以对环境协议的目标、其中包含的限制行为的性质、是否促进了经济效率及其对消费者的影响，以及限制竞争的程度是否合乎比例原则等内容作出审查。我国《反垄断法》第15条也规定了环境协议豁免制度，但在豁免标准与豁免条件的设定上，既没有充分考虑环境收益的特殊性，也没有施加比例原则的限制。     

新冠疫情下的中欧贸易变局与纾困措施

欧盟作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欧贸易是推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支撑。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国际经贸合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欧贸易增速已有所收窄,双方贸易颓势持续加重;从贸易结构来看,机电及零部件等双方主要的贸易品受冲击最为明显;疫情进一步激化了地缘政治矛盾,中欧产业链的稳定性受到极大的破坏。虽然当前中国在疫情抗击方面已取经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欧盟应对疫情采取的各种政策将给中欧贸易的复苏带来很多障碍。欧盟错失防疫早期窗口,经济停摆期可能大幅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大幅收紧,中欧贸易流通阻力加大;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增加欧债危机风险,进一步降低欧盟市场的需求和加快欧元的贬值;中欧各种贸促活动停摆,部分中小企业订单下跌。对此,我国应采取如下纾困措施:坚定不移地推进中欧抗疫合作,助力欧洲加快走出疫情困局;全力以赴打通内外渠道,保障中欧商品自由流通;及时全面做好欧债危机应急预案,加快产业布局调整与结构优化升级;集中力量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开辟中欧贸易发展新空间。     

个人隐私信息公开豁免的双重界限

个人隐私公开豁免条款兼具定义规范和权限规范的双重特征,定义规范确定了条款的适用范围,个人隐私定义本身构成公开豁免的内在界限;权限规范赋予行政机关对何为"对公众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裁量权限,公共利益的判准成为公开豁免的外在界限,双重界限的背后是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取舍。大数据时代中传统隐私权转向信息性隐私权的同时,界定"个人隐私"概念的关键应从"隐私"转向"识别"。在类型学和隐私保护领域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在识别后果不同的"个人隐私"与重要性不同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基于比例原则的精细化利益衡量,才能发挥该条款的规范功能和实用价值。     

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汇率对工业行业就业的影响——基于跨境贸易结算的影响因素视角

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引入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汇率影响就业的全新路径,并利用2000-2018年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贸易路径,汇率对行业总体就业的正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经由汇率变动预期路径,而汇率通过净出口指数路径对就业的负向影响较微弱。人民币汇率对不同行业就业的影响产生差异的根源是不同行业进出口产品结构及产品异质性的差距导致在汇率变动的不同情形下,行业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水平不同,从而造成外贸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具有差异。并且,技术特征及贸易来源地特征是造成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     

《民法典》"保理合同"章的溯及适用

《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赋予《民法典》“保理合同”章溯及力并不妥当,对该问题须做全面检视。溯及适用层面《民法典》“保理合同”章不限于其自身,尚涵括《民法典》第545至550条,溯及适用类型包括改变溯及与空白溯及两类。就改变溯及而言,其正当性检验体系是有利溯及体系。基于对《时间效力规定》第2条但书之解释,结合“保理合同”章的自身特点,有利溯及标准重塑为:实现“帕累托改进”、更有利于维护金融秩序、更有利于鼓励融资,据此可构建有利溯及检验体系。就空白溯及而言,其正当性检验可直接适用有利溯及检验体系,但当出现“私益与公益发生冲突”之情形,需借助比例原则进行权衡时,应倾向于选择较为宽松的审查基准。经逐条检验,《民法典》第762条、第763条的溯及适用不具备正当性;《时间效力规定》第12条存在隐藏漏洞,应当采取目的论的限缩对该漏洞加以填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