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赃制度研究论纲

未经生效裁判确认身份之前,不能称为赃,而只能称为疑脏。在第三人善意取得赃款脏物的情况下,不能向善意第三人追赃,对此,我们应尽快通过立法解决这一问题以保护交易安全。司法实践中,应通过建立标签保管的方法以完善对嫌疑赃物的保管制度。在追缴回来的赃款不及多个受害人损失总额的情况下,应由人民法院依据每个受害人的损失乘以返还比例的方式进行公平的赃款返还。在赃物认领发生争执时,应由争议的受害人就赃物的归属达成协议,否则,应作为无主赃物,上缴国库。     

追赃—侦破技巧漫谈

<正> 我们介绍的这个案子——《罗曼纽克抢劫集团案》,是一伙匪徒结伙抢劫商店贵重品的重大案件。事情发生在斯坦塔夫罗波尔边疆。匪徒罗曼纽克纠集马特维丘克和梅谢里亚科夫光顾了阿奇库拉克镇一家商店,整个珠宝首饰部被洗劫一空,共抢走了价值十七万卢布的贵重品。案发后,边疆区检察院立即组成了侦察小组,由主任侦查员瓦西里耶夫领导。经过侦察,很快就将三名案犯捉拿归案。审讯时,他们都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     

论《北京反腐败宣言》对中国反腐败境外追赃的影响

鉴于亚太地区成为贪腐人员转移赃款赃物的主要流向地,借助APEC的国际影响和缔约国之间的共识,不断密切APEC缔约国间的反腐败追赃合作,对中国依法追诉腐败犯罪具有现实和深远的意义。以往,囿于法律依据单薄、执法途径溃乏、司法合作低效和重追逃轻追赃思维定势等原因,反腐败境外追赃成效不甚理想。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对缔约国之间境外追赃法律制度的完善和追赃方式的整合有望破解这一难题,成为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应当说,在对《宣言》的产生背景、涉及追赃举措的变化和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等内容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北京反腐败宣言》对反腐败境外追赃的法治建设将产生深远影响,势必为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追赃挽损的实践探析

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多发,传销主体公司化、集团化;具备涉众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显著特点;手段、形式多样,案件办理难度较大;被害人也是传销活动的参与者,涉及人员众多、分布地域广。追赃挽损受困于案件本身特征、具体执行方面法律规定、部门之间协作能力、执法合力、互联网企业监管等因素。建议完善并细化追赃挽损具体执法规定,促使司法机关针对涉案财产处置范围达成共识;增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执法合力,探索跨区域追赃挽损机制;切实加强互联网监管工作,强化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协作机制。     

刑事追赃问题研究

在我国刑事法律中,赃是一个语义丰富的综合体,包括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财物、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三个有机组成部分。追赃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属于刑事附随性行为。当前由于追赃法律制度体系不够健全,部分执法司法机关对其重要性欠缺认识,随意性较大,侵害了合法财产权利人的权益,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我国应当按照刑事诉讼规律和原则科学、严格地规范追赃行为,在刑事诉讼法中建立与对人身的强制措施相应的对物的强制措施体系以及善意取得阻却制度、追赃不当的救济制度,规范发还程序,注意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利,从而使追赃活动进一步发挥应有的价值功能。     

非法集资案件全流程追赃挽损的实践

在网络背景下，由于证据固定难，导致非法集资案件出现后续追赃挽损困局，追赃挽损的难度呈几何倍数增加，同时在多维监管下部门职能也相对比较分散，这些都直接影响全流程追赃挽损的工作成效。以“书画宝”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办理为例，通过能动、创新、充分履职，积极探索构建“网上平台快速‘核赃’+提前介入引导‘追赃’+因人施策促成‘退赃’”的全流程追赃挽损新模式，可有效破解追赃挽损工作难题。     

论追赃

追赃是司法机关对与犯罪行为及其相关行为所联系并且已查明是否被相关行为“漂白”的赃款、赃物所进行的查找、控制、处理等一系列活动。追赃在实体法上的理论基础决定了追赃是为了保护受害人的利益;追赃在程序法上的理论基础决定了追赃的目的是获取证据、证实犯罪、实现普遍保护;为了平衡第三人的利益,又必须对追赃进行必要的限制。     

检察机关加大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追逃追赃力度

201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今年,检察机关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追逃追赃力度。曹建明介绍说,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追缴赃款赃物101.4亿元,取得了积极成效。但由于中国与西方一些国家在引渡、赃款移交等方面存在制度差异等原因,中国司法机关在对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引渡和赃款追回方面面临一定挑战。     

恢复性司法视域中的反腐败追逃追赃国际合作

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但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基础,通过劝返和域外追诉等方式,使很多外逃腐败分子回国接受审判,追缴回了很多赃款。然而我国现阶段适用这两种方式进行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时,面临缺乏强力的法律支撑和顺畅的国际合作等难题。我国应当在相关法律,特别是《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中认可“恢复性司法”的理念和模式,充分利用劝返模式的优势,减少域外追诉的负担。此外,在法律制度层面认可恢复性司法,可增进世界其他国家对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了解,增强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