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预防的定位与限制——成本控制还是法教义学控制

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重要目的。刑法学者虽然口头承认其重要性，但在理论研究上对预防功能始终充满警惕，认为预防具有内在扩张逻辑。因此，学界提出用法教义学体系对预防进行控制。但法教义学的控制方案无法提供清晰的标准和明确的方法，显得左支右绌。预防水平实质就是刑法的调整范围和刑罚的严厉程度，对它的控制应当使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以成本控制的形式进行。成本控制下的最优预防应当成为刑法的规范目标。成本控制理论不仅更加开放和统一，还能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法教义学控制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教义学者将体系化等同于理论统一。     

什么样的“闹大”成功了?--基于4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社会中层出不穷的"闹大"是公共治理状况的一面"镜子",也是转型时期政策议程建构的重要路径。本文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csQCA),对2003-2019年发生的40个"闹大"案例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上级(层)政府支持是"闹大"成功的必要条件。推动"闹大"成功的充分条件组合共有八种,可具体归纳为制度框架使用模式、集体施压模式、专家引导模式和暴力强推模式等四种解释模型。公民"闹大"成功是多个条件组合的结果,在核心条件发挥基础作用的前提下,适当的辅助条件更容易触发政策议程,推动问题解决。文章为公民"闹大"的行动逻辑提供了新的因果解释机制,也为理解形形色色的"闹大"现象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     

“锐实力”陷阱下当代中国外交的路径选择

权力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权力概念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了硬权力、软权力和某种程度上两者相结合的"巧实力"。权力概念的变化反映了国际格局和世界力量对比的深刻变革,而"锐实力"更是某些西方国家基于对自身实力相对下降及权力转移的深刻担忧而创造出的带有明显价值判断色彩的西方中心主义词语。西方国家试图延缓中国的快速发展,给中国创造了"语境陷阱"。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应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和平、发展、合作的历史潮流,积极主动掌握话语权,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孕育的"睿实力"和开放包容的心态,破除"锐实力"的负面影响,加快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步伐。     

破窗理论:行乞人员犯罪治理困境及路径探索——基于259份刑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十余年来259份刑事裁判文书实证分析发现,行乞者犯罪近几年呈现平稳增长、犯罪分布分散化、常实施传统侵财及侵犯人身安全等犯罪、累犯或前科占比较小、轻刑化趋势明显等特征。犯罪场域监管力度不足,以及行乞者贫困、学历低等个人因素,成为行乞者犯罪的重要诱因。“破窗理论”中的失序行为常与犯罪相伴而生、当失序行为叠加至“上限”时易引发犯罪、通过秩序维护控制犯罪等主张,较为契合行乞者犯罪之治理需求。因此,需要通过改善场域环境,多方联动治理,倡导设立“邻里守望”项目改善行乞者犯罪的外部环境;在行乞者陷入行乞前,精准扶贫;在行乞时,强化救助;在犯罪后,辅以司法人文关怀。     

“一家两户”:城乡关系转型、双重理性与市民化的新策略——以广东省D市青年移民为例

当前,部分青年乡城移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选择“一家两户”的入户模式,即夫妻一方带着子女入户城镇,另一方户口保留在农村老家。本文基于D市的调查资料,对“一家两户”入户模式的形成机制、逻辑及其根源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社会福利、家庭生命历程中如子女入学和成长是部分家庭成员入户城市的诱因,而农村土地利益、职业周期风险、故土情感则使部分家庭成员保留农村户口,是宏观-微观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家两户”选择遵循着安全第一的社会理性和家庭利益优化的经济理性的双重逻辑。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城乡关系在近年来发生了转型,从城市中心主义转向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农村开始拥有部分比较优势,移民的自主选择增多。     

全面发展人民民主的复合结构与战略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由中心走向全面，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出发，从“三者有机统一”走向“四个全面”“五位一体”。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人民民主也逐渐走出了一条全面发展的道路，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越来越体现出全面发展的趋势。在全面发展的过程中，人民民主在主体上体现为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复合，并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复合结构；在过程上表现为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与民主监督等过程的复合，体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发展人民民主必须注重运用整体性、系统性、协调性的全面思维，正确处理人民民主与党的领导的关系、人民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人民民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关系。     

公共安全行业毒物分析标准化现状与趋势

公共安全行业毒物分析标准化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结合我国现行公共安全行业毒物分析标准的内容、范围和特点 ,探讨我国公安毒物分析标准化的趋势是 :强化执行标准 ;制定新的标准 ;修订现有标准 ;制定有力措施保障标准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