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理论基础、现实困境与中国方案

人工智能的发展启动了资本逻辑，在带来巨大贡献和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这就必须要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使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在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过程中，面临着人工智能的资本主义应用、人工智能的制度建设相对滞后、人工智能的伦理与道理规约缺位、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体系尚待完成四种现实困境。这必然要求应对人工智能资本逻辑的中国方案的出场：一是制度安排，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制度上的保障；二是价值引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价值观上的认同；三是道德规约，用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与伦理规范来约束人工智能的设计、实验、推广和使用的全过程，从而为应对人工智能的资本逻辑提供道德上的约束；四是全球治理，构建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利益共同体，构建全球参与、共同维护、共同保障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安全共同体，推动各国“深化交流、增进共识、加强合作”，“共推发展、共护安全、共享成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作为道德情感基点的同情--基于对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分析

同情并非仅仅是对人们不幸的处境表达怜悯和关怀,其表达的是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反应。亚当·斯密认为自爱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同情心的充分发挥,但同情为自爱增添了人性的光辉,同情衍生出的正义是在尊重自爱本性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道德准则。然而斯密以同情构筑的道德大厦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     

数字化生存世界与精神世界的二律背反

21世纪是世界走向数字化的世纪。数字化生存世界是指数字化的生存范式及价值原则已经全面渗透到人类的生活世界,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精神世界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数字化生存世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呈现出深刻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数字化的正常体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有着积极的适应关系,数字化生存强化了金融资本对社会的穿透力,使生存世界的发展意志更加强硬;另一方面,数字化生存又极大地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商品化,对人类主体地位及其智识能力造成了重大挑战,亦导致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深度殖民化,强化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应强调人文精神对数字化生存的价值建设与意义支持,构建更加文明、公正、合理的制度体系,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从道德经济(学)传统看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治理话语和治理理论受制于现代政治经济学所设定的基本语境.作为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批评者,道德经济学可能为我们反思国家治理提供了恰当的切入点.后者强调经济的道德维度,尤其主张经济必须嵌入社会之中,其普遍价值依系于其潜藏的、开放性的社会想象.斯密所开启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以商业社会为基础,因此可以相容于道德经济学传统.但商业社会作为社会形态太过单薄,其依托的文明政体又太过弱小,从而引发了经济从社会中脱嵌的风险,并让更高层次的道德经济学出场变得必要.这种道德经济学把现代国家治理从根本上视为政治共同体的构造问题,我们因此需要一种整全性的国家治理之学,以便安顿好市场机制、政府权能、政治权力以及社会公平等要素.     

资本研究与统计方法

对资本的研究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价值＝应付成本，剩余价值＝内生利润。“劳动价值”与“商品价值”相对等，商品的价值量＝以时间单位计量的劳动量。瓦尔拉斯均衡的假设前提是零利润。“社会的价值体系”、“企业家的价值体系”都指精神层面观念意义上的“价值”，这与马克思设定的生产层面工时意义上的“价值”，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垄断必然造成经济非均衡。在“资本形成”过程中既有利润率变动，也有利润率不变动。“利润率现象”取决于当时市场是非均衡状态，还是均衡状态。非均衡必须变化为均衡，这是平均利润率出现并存在的必要前提。借助概率与统计方法，通过推导得知，利润率总量与积分有关，平均利润率与导数有关。     

立破并举 深化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治理

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的实施契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战略部署。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任务,也是适应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更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些宏伟目标和愿望,必须根治道德领域长期存在的各类问题。     

税收结构改变的长期影响与转型特征

提高直接税比重是优化我国税制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实现途径，但可能同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影响。当政府降低消费税，如果维持长期总税收不变，那么不管是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还是资本收入税税率，经济中的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减；从长期看，提高直接税比重会降低消费者福利，但是转型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代际受益。相比于提高资本收入税，提高工资收入税税率在长期给经济增长和消费者福利带来的负效应更为明显。     

新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能力分化

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处于相互作用之中:一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兴起使围绕技术展开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另一方面,"资本+新技术"驱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推动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迅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然而,新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无法预知的各种风险,不仅对各国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更大挑战,也从客观上要求国家治理机制不断创新,而这一切正在推动世界各国国家能力的分化,塑造着各国的未来。     

现代法治视域下的德治意蕴

虽然"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已是我国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但目前学界对这一原则仍有存疑,其中,对"德治"内涵的不同理解是导致分歧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之,梳理与条陈"德治"的词源本义,概述中国传统儒家"德治"的多重含义,阐述现代法治视域下"德治"特质,则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