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卫限度认定标准的适正性研究

防卫限度的适正性是正当防卫认定的重要环节。虽然在刑事司法解释中肯定了“必要说”的价值,但是“必要说”存在主观化、实质化判断的倾向,易滋生权利滥用,违反比例原则不能忽视。有必要对“必要性”标准进行限定,避免出现防卫权二次异变。“双标准说”从“必宜性”与“需宜性”双阶层视角对防卫限度进行严格把控。“必宜性”侧重于客观事实判断防卫的适正性;“需宜性”侧重于规范价值弥补该标准的先天不足,为“必宜性”判断提供补强条件,可强化防卫限度适正标准的运用。     

资源重置：重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诉求

在城乡分隔的二元经济体制下，生产要素大凡以“城市”为中心单向流动，农村资源强制向城市单向流动，农民至少承受着“生产技能高度流失”、“基础资源加速流转”、和“再生资源高价购买”的三重“剥夺”，国家在社会保障上继续偏向城市的政策，使农民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者。重置资源是重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直接诉求，政府要利用公共资源分配权，合理引导资源回流农村；公正地对待城乡保障，重点保障低收入的农民人群；在跨产业的调节上，扩大农业的范畴，尽可能地将后农业生产的利润留在农业内部，完成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历史使命。     

公用事业市场化的民法观察——以公共物权利配置为视角

公用事业市场化的私法问题不能简单的等同于从公有到私有的所有制变革.公共物的公共属性与市场逻辑之间存在矛盾,现有的权利配置机制无法在市场进程中优化公共资源的有效利用.公共物的特殊公益属性使其只能从公用事业市场化的社会变革中去发现新的权利配置机制.从私法的角度看来,公用事业市场化是一个综合的概念范畴,其法律诉求包含内部的权利重置与外部的竞争机制两个方面,市场化的权利内核要求权利更具柔性的分割与分配,外部竞争机制则涉及准入条件与消费价格.     

金融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研究——以中国平安为例

文中以中国平安投资富通集团的失败案例为出发点,结合最近几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例,分析对外投资的经验和教训,从而提出了一套我国对外投资的风险控制模式：深入尽职调查,加强风险评估;运用科学的估值模式以避免大幅溢价;避免投资无表决权股票,积极派驻执行董事;积极防范政治法律风险。     

加强公民举报权的制度保障

“举报”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一种具体形式,因而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范畴。公民举报权保障要以权力保障权利。构建以“举报法”为主干的权利保障体系,应当明确公权力主体的责任、制定严密的具体制度程序,让举报权救济的渠道畅通无阻。为此,应重点抓好保密、身份重置等预防性保护制度的建设,进一步完善惩治性制度的规定,同时还应该注重社会健康举报观念的培育。     

语言位移与文化变迁——《亚鲁王》中的“龙”“龙心”与心崇拜

在纵向发展与横向传播中,语言与思想经常错位、断裂,产生语言疾病,引发或隐或显的文化变迁。在本为保护传统文化的跨语言记录、整理、传播中,《亚鲁王》中的"rangh""rangx"从苗族传统文化中脱离出来,被翻译为龙,它的心成为"龙心",而它所承载的心崇拜无意间被龙置换。"龙心"的神奇力量虽与奇特的"龙"有关,但主要源自亚鲁王流传区域的心崇拜。心崇拜应与蝴蝶妈妈密切相关,认为心是事物最重要的部分,神奇事物之心往往具有神奇作用。文章力图通过厘清"rangh""rangx"的原初含义、联系其生存场域、挖掘传统文化等途径,探析紫云苗族古老的心崇拜,既加深对亚鲁王的理解,也为探析文化变迁提供了语言学视角,并探寻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更好路径。     

城市房屋拆迁中土地使用权的补偿

199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称旧《条例》）规定,作价补偿的金额按照所拆迁房屋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结算,即只谈房价而不论房屋所占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的价值（俗称地价）。2001年《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称新《条例》）修改了该规定,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为新的拆迁补偿标准,使土地使用权的价值得以体现。     

带转股价重置条款的可转债定价研究

可转换债券作为一种新兴的投资工具，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优势，在中国发展迅速，而转股价特别向下修正条款，即转股价重置，更是增大了可转债的吸引力。本文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考虑了附有几何平均重置的可转换债券的定价问题，得到了单点重置时的可转换债券的价值，并应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得到了有重置和回购情形下的可转债的价值。同时本文的这种讨论方法应用广泛，还可对多点重置和可转债的其它条款进行讨论。     

美国等同原则的“消亡”对我国专利侵权诉讼的启示

等同原则作为专利侵权判断的原则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重要性迅速消减,取而代之的是专利权利要求的解释原则.现有研究表明,这一现象与原则重置、替代理论以及即决判决有着密切的联系.应用比较研究方法对美国专利诉讼中等同原则消亡背后的机制和原因及我国专利诉讼的有关制度和司法实践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结合相关理论,对我国专利诉讼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完善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