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飙车案”的归入法定性分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5·7杭州飙车案一时间由一起普通的交通犯罪上升为全民关注的事件,是因为这个案件对中国刑法界来说具有标签意义。飙车作为一种新型的交通犯罪,在适用刑法条文和刑法解释方面都有很大争议,用德国的归入法对本案进行分析会得出比较有说服力的结论。     

道德飙车

2009年第48期《精品购物指南》，发表了题为《道德飙车之辨》的专题报道。媒体愿意关注这个问题，我认为是好事。尤其是该报记者对张颐武先生的采访，做得非常好。张先生的许多观点，我也同意。     

聚焦刑法第八次修改（一） 飙车：逮到要遭拘役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该修正案及其说明已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     

高铁“飙车式”发展是急功近利

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贾利民称，十二五末，中国高铁列车试验时速将达到500公里左右。谈到目前高铁统一降速是否合理时，贾利民表示“一辆奔驰车按照夏利的速度跑，你觉得合理吗？”南车董事长表示，京沪线在未来有可能再恢复到时速350—380公里。     

浅议飙车行为的入罪条件——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八）新设立了危险驾驶罪,对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且情节恶劣的行为,也即情节恶劣的飙车行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判断对具体＂飙车＂行为应否追究刑事责任,取决于其是否同时具备危险驾驶罪的四个犯罪构成要件。     

和谐警民关系视角下的公安舆情引导对策研究——以“杭州飙车撞人事件”为例

近年来,孙志刚案、邓玉娇案等许多引起社会公众舆论关注的案件,使公安机关逐步认识到了舆情引导的重要性。舆情引导是公安机关正确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前提,改进舆情监测工作,健全网络舆情预警机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做好公安舆情引导工作,营造一个社会公众理解公安和信任公安的社会舆论环境,是各级公安机关在信息化时代,在构建和谐警民关系的背景下,需要努力做好的一项重要任务。     

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之解读——以“杭州飙车案”为视点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网民数量得到快速提高，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网民数量已超过3亿。而博客的兴起，更是为各种声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网络平台，对一个个焦点、热点问题发表看法、表达观点，而这些表达所针对的问题又很多时候凝聚在司法领域，并最终在不同程度对司法结果发生了影响。许多引发网络轰动的个案，如“许霆案”，如果说这起案件对司法的影响还是正面的话，那么，最近在全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杭州飙车案”，则是凸显了网络舆论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论公共安全与驾驶路权之博弈——以杭州富家子飙车肇事案为例

近日发生在杭州的富家子飙车肇事案引起了境内外人们的关注。在对此案的关注之余，笔者冷静地思索了公共安全与机动车驾驶路权的冲突问题，认为驾驶路权是占有公共道路资源的一种特权，这种权利的行使必须以不妨害公共利益为前提，否则就必须加以限制．于是建议参照关国的相关立法，呼吁中国尽早修改《道路交通安全法》与《刑法》，增设限制“飙车”的条款，依法封飙车行为进行规范。     

飙车醉驾入罪值得期待

近年来，一起起血淋淋的交通事故惨案，引发人们对酒后驾车、飙车的空前关注。为此，2009年8月以来．我国掀起了一场猛烈的治酒驾风暴，在一定程度上打击和震慑了酒后驾驶违法行为。然而，仍有不少人漠视法律规定，顶风作案。     

城市道路飙车性质浅探

法律意义上的飙车行为应界定为:行为人明知自己超速行驶,为了达到某种心理上的刺激、快感等不正当的满足而故意为之的行为。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空间内飙车的行为,并不是一般的交通运输行为,它带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理应为法律所禁止。对于情节严重或酿成严重后果的飙车行为,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立法机关应通过修改法律,明确禁止城市道路上的飙车行为,并将这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入罪。司法机关应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或司法判例的形式,对在不同情况下飙车行为的定性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便统一执法标准,提高司法机关执法行为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