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公文繁荣原因初探

宋代公无论从数量、名篇还是从作队伍来讲，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代公的繁荣，与其崇抑武的国策和科举考试内容的改变、科举考试取士数量的增加密切相关；同时，与人士大夫的精神和整个社会思潮的嬗变也密切相关。北宋和南宋长期存在的竞争和派系斗争，使人以论事的现象非常普遍。这对以化事、长于说理、重实轻虎的公风格的形成和对公的繁荣和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再论竹简秦汉律中的“三环”——简牍中所反映的秦汉司法程序研究之一

出土秦汉简牍律令中对于老年人告状,法庭采取“三环”的措施,意思是连续三次劝其返还,如果原告人坚持诉讼,法官才予以受理。这种做法是为了防止原告由于年老而误告,或凭借优待老年人的政策而滥告。唐宋明清诸律继承了秦汉律“三环”的指导思想,同样限制老年人的一般性诉讼,而对于包括“不孝”罪及“谋反、逆、叛”等罪,则规定“老、幼、笃疾”者可以诉讼,司法机关必须受理。     

先秦至唐宋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简论

早在先秦时期,巴人和三苗的一支即已在武陵地区生存繁衍,发展成为现今武陵地区的两大主体民族:土家族和苗族。自汉代起,汉人就以相当的规模进入本地区。持续的人口流动奠定了现今武陵地区以土家族、苗族、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间形成了共生共存、博弈互惠的密切关系。     

近10年唐宋妇女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近10年来,唐宋妇女史研究取得了累累硕果,发表论文专著百余篇,涉及诸多层面,主要有妇女地位问题、妇女生活、特殊群体妇女研究等方面,但也存在诸多不足,仍需要加强研究。     

越南李朝兵制与唐宋兵制关系探析

兵制是一个国家的重要典章制度,同时也是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繁荣的有效手段。李朝作为11至13世纪中南半岛上的强国之一,十分重视兵制的建设。由于中越复杂的历史联系,李朝立国后在兵制的设置上借鉴了唐宋兵制,尤其是重点效仿唐宋兵制的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军事制度。不过,李朝兵制并没有完全照搬唐宋兵制,它既吸收了唐宋兵制的精华,又因地制宜地发展出了符合李朝自身国情的兵制,并增设了新的兵种"象兵"。李朝兵制无论是在平定内乱抑或开疆扩土中,都契合了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反过来,李朝兵制也对宋朝的兵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宋朝也参考了李朝兵制对其兵制进行改革。宋朝兵制在改革中充分借鉴了李朝的军事编制,尤其是"军"这种新的军队编制的创设,成为宋朝改革军队编制的开端。从李朝兵制大力效仿唐宋兵制,再到宋朝亦在兵制建设上借鉴李朝兵制的优点,这种相互学习与借鉴,增进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进一步促进了二者之间的相互交融和融合,从而形成了今天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中你只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格局。     

宋代民间物权关系的家族主义特征

中国古代民间物权关系随着各个时期宗族组织形式的演进而呈现不同的时代烙印.宋代宗族组织呈现了两极运动的发展趋向:民间宗族组织继承了唐末五代政治冲击后遗留的小家小户的分化趋势,而宋代在新兴士大夫阶级和皇帝提倡下又出现了聚宗收族的历史潮流.民间物权关系作为相应的法律映象也呈双向发展:小规模家庭成为民间物权关系的普遍性主体,其民事主体资格得到法律认可,表现为其私产处分权自由度的提升,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必然随之弱化;另一方面,族产作为重建宗族、维系族众的经济核心,法律亦相应增容了族产的形态类别并对其增强了保护力度.     

韩国古代类书《芝峰类说》征引《鹤林玉露》考略

韩国古代著名类书《芝峰类说》共9次征引了宋代笔记《鹤林玉露》的内容，其中有7条与作者李啐光的诗论有关。《芝峰类说》对《鹤林玉露》的征引，以节录为主要方式，以阐发诗论观点为主要目的，体现了他深厚的学识和“尊唐抑宋”的诗学观念，也是当时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肉刑在两宋时期的思想论争与制度表达

肉刑废复之争在两宋时期再次出现,制度上则有刺配法与之相对应。通过这一时期有关肉刑废复之争和刺配法的大量施行,可以发现,虽然封建统治者和思想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出发点不同,对于肉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更为关键的是,流刑在宋朝已经不能发挥中间刑的作用,这是导致肉刑之争和刺配之法在两宋时期再度出现的重要原因。     

南宋初期美学思潮的重大转折

"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建炎南渡"初期,历史出现巨变,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热情高涨,由此产生了区别于前代的时代特点。曾经因为党禁的政治因素遭到贬抑的苏轼词风却大盛于建炎,是有其深刻背景的。当时美学思潮出现重大转折,在词这一文学审美样式上得到集中体现,改变了人们对其审美功能的体认,即由抒情转为言志,由浅斟低唱转为壮怀激烈,一直影响了整个南宋的文学审美历程。在这一转折过程中,军人岳飞所作的词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之比较

苏轼和辛弃疾都是宋代豪放词的重要作家,但他们的词风又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东坡词倾向于从痛苦中求超拔、求解脱,跨越现实的黑暗去追寻理想的光明;而稼轩词则更多地表现了对于现实的苦恨执著和挣扎奋斗,表现了悲愤的呼喊和火一样燃烧的激情。概言之,即东坡旷达,而稼轩悲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