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

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是“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而传统理论疏漏了其中的司法内涵,导致税收法定原则出现了作为基本原则却难以直接指导和适用于税收司法的悖论。鉴于税收法定原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亲缘性,发展相对成熟的罪刑法定原则可以为完善税收法定原则的内涵构成提供三点启示。同时,结合税收法定原则的固有内容,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应当在适用范畴上向司法原则扩围,价值层次上向实质正义升华,法定程度上向相对法定适当松动。据此,三路并进,税收法定原则的司法内涵得以全面、系统的补漏。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内涵的完善将有助于打破税收法定原则司法化的理论困局,助推“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法治图景的实现。     

新媒介技术下中国政治传播的改变及应对

在新媒介时代,网络空间成为政治传播线上宣传的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成为不断推动这个领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媒介技术下的政治传播格局发生改变,政治传播主体更加多元,政治传播方式更加多样,政治传播的问题也逐渐凸显。转变传统公共政治传播观念,以新媒介技术为支撑,传播优质内容,寻求与公众的政治共识,建立公共传播与公众传播的多向互动格局,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能够对新媒介技术下政治传播生态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问题研究--基于安徽省的调查与思考

政治能力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第一位的能力。当前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建设中还存在着政治敏锐性不高、政治定力不足、政治担当不够、政治执行力不强等问题,究其原因,既有主观方面的因素,也有客观方面的因素。因此,新时代提升党员干部政治能力,必须从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出发,从党员干部个人和党组织主客观两个方面切入,既靠党员干部自身努力内外兼修提升政治能力,也要靠组织培养,充分发挥党组织政治功能。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政治文化创新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使人们获得了研究社会主义文明发展的新视点，这就是文化的视点、文化和文明发展的历史视点。要正确认识政治文明发展中的文化继承和超越、拒绝和借鉴问题以及文化发展中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从而。适应时代要求，推进政治文化创新。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上的创新，是党能否把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创新的成果转化成制度创新的实践。     

“三个代表”与政治文明：构筑起政治合法性的双翼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各个政权更是执政党应该首先解决好的重大问题。在我国，解决这一问题，关系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持久性、稳固性，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和合理性认证。针对我国政治合法性的特殊性，我们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明这一全新执政课题，构筑起了我国政治合法性的双翼，为实现执政党执政合法性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合法性的良性互动指明了前进方向和现实路径。     

试论善的理念是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基础

拥有幸福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本文试图从古典的哲学思想出发寻找政治社会存在的道德基础。以道德为基础的政治社会体现了人的政治生存向度,需要人们把它作为各种规范的核心观念才能有约束力,才能使社会关系和谐有序地发展,从而实现“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     

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

经济法作为国家协调社会经济的基本法律 ,其价值取向体现在 ,经济法追求的一般价值取向———实质正义和社会公正。经济法直接将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 ,这是经济法价值取向的独到之处 ,以人性的全面实现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价值目标。经济法的三大原则 ,简明地表达了经济法的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素质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空前繁荣时期。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思想观念也随之乘虚而入,致使一些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因此,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