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探究

个人信息本来是极其隐私的事物,在大数据时代却时刻处于"裸奔"状态,时刻面临被侵犯的风险。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大数据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个人信息保护再次引起关注。整体而言,日本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个人优先"与"公共优先"的宗旨博弈为出发点,以"个人信息"的概念界定为基础,以个人信息权的保护为核心,以个人信息保护机构的独立设置为落脚点,为个人信息的保护奠定了基础。我国应当积极行动起来,尽快颁布《个人信息保护法》,助力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和数字经济的发展。     

实质的犯罪概念比较研究

在刑法学、犯罪学等刑事法学理论体系中,研究犯罪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犯罪概念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实质的犯罪概念,另一种是规范的犯罪概念。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实质的犯罪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先于规范的犯罪概念,实质的犯罪概念的界定与统治阶级的犯罪观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即有什么样的犯罪观便有与其相应的实质的犯罪概念。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文章采用比较的方法 ,通过对国外有关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立法规定的研究 ,从诉讼法理的角度 ,对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范围、方式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以及可否对检察机关进行反诉、调解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从追求宏大理论到走进学校日常生活——对教育学科学化进程的一种系谱学描述

福柯的系谱学对权力／知识的分析对人-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与书写方式产生了深刻影响。教育学实践领域也受其冲击而发生了话语的转换。如果我们从系谱学的角度来反思教育学寻求学科化的历史进程，就会扩大对学科这一概念的理解：作为权力／知识实践方式的学科制度不仅是科学化的标志，也是控制现代生活的策略与技术。因此，对作为一门学科形式存在的教育学知识的寻求未必是适当的或必要的。目前，我们似乎更应该走进学校日常生活，由此迈向具体的教育实践。这或许是教育学走出迷茫之路的一条可能的途径。     

中国民间组织研究中的概念矛盾分析

国内关于社会组织研究在主体概念的使用上存在一些矛盾 ,导致学术界的现有研究面临诸多困境。解决概念使用和研究效用的矛盾 ,要在兼顾逻辑顺畅和边界清晰的前提下 ,慎用外来概念 ,对比研究时最好集中使用“非营利组织”概念 ,国内研究统一使用“民间组织”概念 ,把“官办”、“半官办”的社团组织及“公办民助”的事业单位概括为“准民间组织” ,以与纯粹的民间组织相区别。     

论新课程观下的数学教师素质

教师素质是直接影响课程实施的重要因素。因而对新课程观下数学教师应具备的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创新意识、信息技术等方面进行较深入地探讨十分必要。     

《史记》三"书"评议

<史记>篇目问题较多,而又以"八书"为甚.学界虽然对"八书"总体的看法没有什么分歧,但有三点需要注意:其一是<史记>缺少<礼书>、<乐书>和<兵书>,八篇中就有三篇有问题;其二是对<太史公自序>的几句话该怎么理解,<律书>和<兵书>的关系应是怎样的;其三是在司马迁创作"八书"的大前提下,上述三篇中是否还有后人搀入的部分.     

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发展:从温室效应理论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本文考察了温室效应理论对缔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决定性影响 ,并对《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基本法律原则 (规则 )及其对国际环境立法的贡献进行了述评。     

面部整容术对颅像重合的影响分析

颅像重合法对身源不明的颅骨个体识别已在国内开展二十余年,其依据是对送检的失踪人照片面部软组织与颅骨之间标志点、线的对应量度关系做出是否同一人的认定。经多年观察总结面部整容术的方法、部位及形态与颅像重合标志点、线量度间的影响问题,对于人群中是否有部分人是面部整容术后的面像判断,提出相关专业人员的鉴定分析方法。     

A SHORT COMMENTARY ON TIMOTHY M. TIPPINS AND JEFFREY P. WITTMANN'S "EMPIRICAL AND ETHICAL PROBLEMS WITH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n this commentary, the call for clinical humility and judicial vigilance in custody recommendations is confirmed as valid and the Australian experience, where the child custody report writer has for some years been permitted to express an opinion on the ultimate issue, is considered. The inherent risks are briefly discussed, and the question of who of the judge and the social scientist might be better placed to decide the exquisitely difficult children's issues after family breakdown is touched upon. It suggests that a combination of the expert's opinion and judicial fact finding probably produces a result that is as good as it gets. But a greater danger is highlighted. It is the impact of the adversary system, and whether it is suitable in any event to these sensitive court deci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