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协作型民事诉讼主体关系

一个典型的民事诉讼关系结构应当表现为三角形: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及法院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在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协作而非制衡的关系,这种协作关系有的国家设计为由当事人主导,有的设计为由法院主导,从抽象意义上说,这两种设计并无优劣之分,而在制度层面上,设计为当事人主导更加合理。     

义务冲突研究

义务冲突作为排除犯罪性事由之一种在西方刑法学界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领域,我国学界对此则涉足甚少。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我国刑法学界对此多作静态意义的研究,没有从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与排除犯罪性事由这种立体动态的关系中对其进行思考,我们愿稍作尝试。     

主体建构理论及其一般机制——基于“提供性服务歌厅”老板言及“小姐”时自我呈现的社区考察

基于对提供性服务歌厅的相处式社区考察,文章从主体和情境视角分析了歌厅老板对"小姐"的建构与言说及其不一致的现象,通过解读老板在言及他人时进行信息控制的感性意识和理性选择,阐述了主体建构的理论要点和一般机制:(1)主体建构是内化了社会建构的再建构;(2)当社会建构呈贬抑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对外呈顺向强化建构;(3)当社会建构呈褒扬时,主体建构对内呈顺向强化建构,对外呈顺向弱化或逆向否定建构;(4)主体建构与言说的不一致,是主体在情境中的自我呈现策略。     

从动员参与到合作治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期我国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也是国家治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研究对象。基于对S省Z市“民生微实事”项目的案例分析,提出“能力建设-惯习积累-信任强化”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多元主体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机理,丰富了“主体关系”和“行动方式”的研究视角。研究发现,多元主体基于资源优势互补与主体责任再塑加强了能力建设,能力的提升使其有意愿并且能够建立合作关系;政府通过规则调适以及持续的参与激励来培养多元主体的合作惯习,有助于促进合作行动;共同议题下的利益相容和由参与效能感形成的良性循环会强化信任,进一步增强多元主体间的合作关系和合作行动,进而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合作治理常态,使社会治理共同体得以实现。     

我国社区治理“碎片化”整合机制探析

在我国社区治理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面临着"碎片化"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的"碎片化"和治理过程的"碎片化"。治理主体"碎片化"分化为内部"碎片化"和外部"碎片化",治理过程"碎片化"表现为整体过程"碎片化"和具体过程"碎片化"。导致社区治理"碎片化"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元治理主体的错位及协动不足。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可以参考日本的社区协动治理机制,明确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完善社区多元治理主体协动治理机制,以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刑事法中法条竞合

法条竞合表面上符合数个犯罪构成，但最终适用的只是单一规范，其他规范在评价及适用上均被排除，这种现象体现在规范上的关系就是：法条竞合既有犯罪构成的逻辑关系，也有犯罪构成的评价关系。法条竞合以具体犯罪行为为前提，因此属于罪数形态论范畴，是本来的一罪。法条竞合有特别关系和补充关系两种类型，其适用的法律原则是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伦理道德中的“君臣关系”与职务犯罪

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以交换为手段,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的交往形式。现阶段,由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不相适应,导致官员手中权力过大并且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掌权者利用手中的职权来交换财富,导致腐败滋生。而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君臣关系"的陈腐理念使得为官者完全脱离人民群众,丧失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萨特主体间性理论的美学出路

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依此,人与人之间的原始冲突是不可克服的;但其美学论文则讨论了人类文学活动中作家-作品-读者三者之间关系,在文学活动中,这种特殊主体间性关系,作者和读者相互之间体现为超越性的关系,而不是对象化的原始冲突关系,文学阅读(审美)对于人与人共同生存就具有了超越性和现实性的意义.萨特的主体间性理论虽在哲学中陷入矛盾,但在美学中又可别开生面.     

高等院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之主体特征分析

高等院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大力加强高等院校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讨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性,也应该包括教师的主体性和学生的主体性两方面。本文重点探讨我国高等院校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主体中,辅导员和任课教师在高等院校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中的特征。     

中国地方政府绩效外部民主评议模式——对南京市“万人评议机关”再研究

通过绩效评估可以提高政府效率，促使政府更好地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各项职能。对于地方政府，外部民主评议模式比传统的上级政府外部监督模式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中国现阶段通过民主评议的方式可以扩大民泉有序地参与政治，推动地方政府更积极地承担地方建设发展责任，而不是一味靠上级政府的压力与刺激进行地方治理。